本文為薛濤在2020(第十四屆)固廢戰略論壇上的演講內容整理，全文約2萬字，閱讀需40分鐘。附40分鐘演講視頻和論壇相關熱文鏈接，對“十三五”固廢各細分領域市場發展進行總結，并結合近年來關鍵政策走向，對“十四五”的產業趨勢進行前瞻，力求在“十四五”開局之年為企業的規劃布局提示風險、發掘機會、尋找路徑。

薛濤

2020年12月20日，E20研究院執行院長、湖南大學兼職教授薛濤在“2020(第十四屆)固廢戰略論壇”的報告，題目為 《‘十四五’固廢行業規劃與產業趨勢前瞻》

三分鐘要覽速讀

1.在發掘規劃所帶來的市場機會時，既要尊重政策的威嚴，也要敬畏市場的力量;識別政策發起源部委，有助于理解政策中內容推進的優先級及落地可能性;市場的力量是央地政府與企業博弈后“用腳投票”的結果;

2.多文件交叉演算，有助于市場空間測算及識別是否能夠真正釋放;“約束性指標”對應近期直接釋放市場空間，“預期性指標”對應中遠期可能釋放市場空間;辨明本底值可靠性，才能對市場空間中可及的部分有更清晰的認知;

3.通過大數據分析市場實際運行的狀況，我們對PPP為主的市場化商業模式的實操的合規風險按照程度分為合規、合理、可行、不可行;在當前法律法規框架下，嚴格合規的商業模式只有入庫的PPP以及小于3年的政府購買服務，但市場上實際合規比例低得令人吃驚;可用性缺口補助類的運營性項目(b類)仍要使用財政支付，由于其有較強的運營屬性、關閉權且有一定比例使用者付費，如果僅僅采用特許經營流程則處在合規性灰度邊緣;對于環衛項目而言，捆綁末端運營資產或運營性中轉站(b類)的，主要付費模式仍是政府付費，僅采用特許經營已經不合規但存在內在合理性;

4.2020年除了疫情，還是固廢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因為這一年，地球上的人造物質總量超過了自然界物質總量，而人造物質的使用還會額外產生20%廢物，這就是“無廢”必要性凸顯背后的根源;

5.垃圾焚燒市場在多因素影響下增速放緩，預計“十四五”期間增速將持續放緩，“十四五”期間垃圾焚燒市場新增市場需求51.8萬噸/日，但結合各類政策落地考量，我們預測實際可落地約22.4萬噸/日;

6.各地中長期規劃中可以看出，未來垃圾焚燒項目將繼續走向小型化，大體量的優質項目將越來越少，競爭激烈;同時補貼退坡勢不可擋，風險承受力與財政強度不匹配;企業必須開源、節流，有力應對補貼退坡風險;

7.填埋市場由量轉質，封場及存量治理需求大增，在補短板要求下，填埋場成為戰略資源;“十四五”期間廚余垃圾處理需求2130億元，但考慮到垃圾分類政策執行水平及推進程度，預計可釋放空間330億元;餐廚垃圾市場逐漸成熟，政策推進穩定，市場持續釋放。“十四五”期間總市場空間預計2300億元，需求已從試點城市轉向非試點城市;建筑垃圾治理試點工作進入推廣階段，從35城向全國推開，預計“十四五”期間總市場空間4000億元，有望釋放空間800億元;危險廢物管理持續加碼，市場逐漸回歸理性，區域產能不匹配想象依舊，處置能力的優化將是“十四五”重點;大宗工業固廢在“無廢城市”中是三大重點之一，貯存處置趨零增長對綜合利用技術提出更高要求，建材化或填充利用依舊是主要資源化出路;

8.環衛市場化持續深入，增速不減;大型地產類物業進軍環衛，雷聲大、雨點小，市場份額不足2%;長期綁定邏輯下，跳出“市場化率”誤區，E20通過重新定義環衛“商占率”來體現真實的環衛企業市場空間，那么，市場化機會的余量空間從40%左右上升到還有67%的空間還可以繼續分配;此外，環衛市場“商占”集中度逐年下滑，從39%下降到27%，競爭仍處于白熱化，“十四五”或迎來整合期。

前言

(注：隨著固廢產業的不斷發展以及E20研究院產業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的年度報告內容越來越多，數據量越來越大，時間越來越長。限于論壇現場演講時間有限，無法將全部研究內容整合呈現，故自2017年起，演講中不及陳述的詳細內容均以微信文章方式錯后播出，以期為長期支持、關注我們的行業同仁們提供更系統、更詳細的講解。)

此次論壇是薛濤在E20固廢戰略論壇上的第六次年度報告：

前情回顧-鏈接：

薛濤: 最好還是最壞的時代-數說固廢產業趨勢

薛濤：固廢產業年度盤點---天羅地網、時不我待

薛濤：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垃圾分類下的固廢產業新格局

薛濤：四維集約，合縱連橫—固廢產業年度盤點

薛濤年度報告上：大數據盤點固廢環衛行業及十大影響力企業

薛濤年度報告(下)：垃圾分類之辯—四大博弈 紅藍交織

序：演講主題的由來

本次論壇以“內核破繭 共生迭變”為主題，可以說是固廢戰略論壇品牌歷史上主題最有詩意最漂亮的一次(內核破繭 · 共生迭變——2020固廢戰略論壇在京開幕)，而我自己的報告卻選擇了有史以來最干燥的題目名稱，是因為這次的報告以“十四五”規劃作為主題確實里面都是干貨。在2020年，我們至少參加了十余個環保企業的“十四五”戰略規劃工作，或深或淺，我們發現環保企業都非常關心下一個五年，在面臨各種壓力下，公司的發展、機遇及風險在哪里。E20的核心能力之一就是和企業家們一起來分析政策下的市場機會，陪伴環保企業的成長(推薦閱讀→傅濤：固廢產業的“雙百跨越”)。因此此次我們對“十三五”固廢各細分領域市場發展進行了總結，并結合近年來一些關鍵政策走向，對“十四五”的產業趨勢進行前瞻，力求在“十四五”開局之年為企業的規劃布局起到一定啟示作用。

尊重政策的威嚴

眾所周知，生態環保是一個典型的政策拉動型市場，在這樣的政策市中求發展，我們如果不尊重政策的威嚴，就如同盲人在黑暗田野中行走。因此，我們在判斷、預測下一個五年、十年甚至更長周期內的產業機會時，首先需要去全面地分析所有相關政策。2020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發布，是下一步宏觀政策走向的最直接體現。此外，我們還要關注的是在國際局勢日趨復雜、我國經濟發展轉型這些制約環保產業的大背景。

我們將其中與生態環境相關(尤其是固廢產業相關)的內容提煉出來形成關鍵詞，并在近年出臺的相關文件中尋找對應關系以及政策層面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包括土十條、新固廢法、“無廢城市”、垃圾分類、綠色價格機制等。我們發現政策之間的勾稽關系實際上非常復雜，主要是由于隨著人民對美好環境向往的不斷提高，生態環境治理問題日趨復雜，往往一個現象背后所涉及到的是多個問題，而各部委出臺政策的角度不盡相同，導致多政策之間有交叉、有模糊、有矛盾。此處不贅述，參考閱讀E20研究院對“無廢城市”建設方案的詳細解讀可見端倪：

通過此次系統性的梳理，我們總結出4個在認知政策規劃過程中需要注意的角度，供大家參考。

第一，一定要識別政策發起的原部委。這一點決定了政策內被授予的定崗定編的行政權力，來督促規劃落地。比如“無廢城市”建設試點方案，參與制訂的部委較多，最終是由國務院辦公廳直接發布，充分體現了該文件的綜合性、系統性。但深層挖掘后不難發現，該文件是由生態環境部發起推動，這些都決定了該文件中涉及內容的執行的優先順序及其落地的可能性及方式，這樣的分析有助于我們對下一步工作進行預判。

第二，一定要用多文件進行交叉演算。政策文件眾多，且級別相當的時候，即使同為“國發”文件，或同為國務院辦公廳文件，但由不同部委推動，使得最終形成的文件互相之間有一定的博弈關系。只有清楚的識別這種“上下”和“左右”的博弈關系，才能在交叉演算當中發現哪些內容會基于發起部門的行政權力而被雷厲風行的落地執行，哪些只是暫時“說說而已”。這是我一直強調的“三大關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部委間的關系。(推薦閱讀→薛濤：中國特色三大關系決定PPP國情)

第三，一定要區分“約束性指標”和“預期性指標”。從生態文明建設被提到國家戰略高度以來，生態環境部成為了中央政策向地方推進落地執行過程中最強勢的部委。在生態環境部制訂的規劃的約束性指標作為必須完成的任務目標執行力度十分強。在之前的幾個五年周期，約束性指標基本全部按時達成。但是同時我們發現，之前固廢相關的內容鮮有進入生態環境部規劃的主要描述中。但是在十三五期間，生態環境部設立了固廢司，形勢正在發生變化。

伴隨著生態環境部逐步加強了全國固體廢物污染防治的監督管理工作，和技術手段的升級，我們注意到近年來曝出了大量由于固廢堆棄的環保督察事件，由此產生了巨大的固體廢物應急處理需求，比如這幾年污泥的應急處置，在幾個省會和直轄市已經釋放出大量訂單。當然，十四五期內，固廢尤其無廢的一些要求很可能還進不了約束性指標。

除了約束性指標，我們還要關注的就是預期性指標。預期性指標的強制作用能力與約束性指標相比較弱，也就是說在政策層層下達至執行層面，最終傳導、形成市場需求并釋放的比例和程度相對較低。對于市場參與者們來說，約束性指標所對應的是更具確定性的近期市場，而預期性指標則對應著不確定更強的中遠期市場。因此在審視政策規劃的過程中，正確的區分兩種指標是一個重要的認知角度。

第四，要辨明本底值的可靠性。對于固廢行業的眾多細分領域而言，“家底不清”似乎是永恒的主題。例如危廢、可回收垃圾等細分領域，哪里有真正的本底值呢?我們目前所能看到的行業數據多是統計、上報而來的，多年來的工作難點始終就在于“摸清家底”。這就給行業發展帶來了極大困擾，市場需求到底有多大?區域市場到底有沒有飽和?幾乎成為了每一個市場參與者的靈活拷問。而從規劃角度出發，無論是約束性指標還是預期性指標，在制訂時也需要對本底值的客觀現狀有清晰的認識。實際產生量無從統計，導致本底值的可靠性大幅縮水，這是固廢治理行業的特點，也給我們帶來重新識別商業機會的出發點。

敬畏市場的力量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除了要尊重政策的威嚴(有形的手)，我們還要敬畏市場的力量(無形的手)。有人說我們像協會，但是E20和協會最主要的區別是什么，是E20從來不恥于談錢。我們認為無論是從個體企業角度還是整個行業來看，有合規、合理且長期穩定的錢賺，才可能長期穩定地健康發展下去，這也是E20為圈層企業服務的出發點。市場既受政策影響，又由其內在規律所驅動，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并不是國家一個政策出來，就一定能落地的。在《濤似連山噴雪來——薛濤解析中國式環保PPP》一書中，我們希望的是以PPP為例，解析這種國內政策性市場的分析思路(相關閱讀→薛濤：如何做好PPP?)。

以PPP在市場上的合規情況為例，上圖中的數字是采用某一類合規或不合規的模式的項目數量在該類型所有項目數量中的占比，這些百分比非常強烈的體現了市場力量與政策力量博弈的結果。市場的力量所帶來的結果就是“用腳投票”，什么模式穩定、什么模式好，從市場中就能得到答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市場上存在的模式都是沒有合規風險的，這也是政策有形的手和市場無形的手背后博弈的一部分。2020年我們看到，無論是垃圾焚燒還是環衛，嚴格合規的項目比例越來越低了。因為自從財政部PPP規則出臺后，市場經過一段時間后發現這個規則不好用，但是地方政府還是要融資要把項目落地，前面提到的三大關系發揮作用，于是各種不合規的模式就出現了，正如魯迅先生說過，“世上本沒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

比如特許經營的環衛項目(推薦閱讀→又見環衛特許經營，長沙垃圾轉運站預中標公示(附專家點評);13億萬載縣城鄉環衛一體化市場化項目用特許經營合規否?，合規瑕疵會導致什么結果?這個事很難一語斷之。基于此，我們將環保行業部分領域常見的市場化模式進行整理，形成了一條關于合規性分析的二維坐標，橫坐標表示的是合規性維度，圖中由右至左的合規的嚴格性逐漸下降。雖然“存在即合理”，但合規風險不能忽視，同時，合理性強度進一步影響風險(所謂法不責眾)，而不合理的則無法落地。打個比方來看，就如同在白天交通繁忙的時候闖紅燈，和半夜十二點夜深人靜的時候闖紅燈相比，肯定后者的安全系數高一些，雖然后者合理性更高，但是不代表后者合法合規。

由右向左來看：

首先是“嚴格合規”，標準是要符合各部委的各個法規體系內的全部規則。這里面最基礎的就是如果是PPP項目，首先要入財政部的項目庫。值得注意的是，環衛項目與大部分末端治理項目存在較大的資產屬性差異，最直觀的是其資產規模輕、周期短、投資小。傳統的環衛服務更符合政府購買服務要求，而PPP的引入帶來了了范圍廣、內容多、周期長的環衛市場化項目類型，因此在圖中不同位置出現較多，相對復雜。

從項目種類來看，河道治理項目在當前形勢下能落地肯定會嚴格合規;而嚴格合規的末端處理(有運營屬性的b類)項目，一般通過BOT的形式開展，既要在財政部PPP庫內，同時也會簽訂特許經營協議;而三年期及以內類型的環衛采用購買服務模式，也是嚴格合規的。(根據《政府購買服務管理辦法》(財政部令第102號)，“政府購買服務合同履行期限一般不超過1年;在預算保障的前提下，對于購買內容相對固定、連續性強、經費來源穩定、價格變化幅度小的政府購買服務項目，可以簽訂履行期限不超過3年的政府購買服務合同”，因此服務周期小于等于3年的環衛購買服務項目是嚴格合規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購買服務”不能用于采購設工程，由于這方面要求極其嚴格，因此不屬于我們討論的合規灰度范圍內，而是 “可行”與“不可行”的本質區別。另一方面，3年以上環衛項目較為復雜，目前來看有采用PPP模式(d類)、僅特許經營模式、購買服務模式三大類，按照前文所述嚴格合規標準來看，僅在財政部PPP項目庫內的PPP項目(無論是否含有基建以及基建是否具有運營屬性)，受財承空間的管控，才是嚴格合規和絕對安全。

2019年，財政部發布《關于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規范發展的實施意見》(財金〔2019〕10號)，其中明確提出“財政支出責任占比超過5%的地區，不得新上政府付費項目”，進一步收緊對PPP項目財承空間的要求，導致后續許多大范圍、長周期的環衛項目無法通過PPP模式開展。一定程度上變相壓制了環衛市場化的高速推進，我們認為這個情況并不合理。正如前文所述，當政策背離合理性時，市場的力量是“用腳投票”，因此環衛的非合規“創新”才如此多發。

從嚴格合規的項目比例來看，“十三五”期間，垃圾焚燒項目中，嚴格符合上文所述合規標準的比例只有28.69%，這一比例在餐廚垃圾處理項目中為34.44%，環衛三年以上項目的合規率僅為10.30%。

其次是使用者付費的非PPP的特許經營，其合規性略差于嚴格入庫的PPP項目，雖然理論上這些都屬于PPP的范圍，但是由于此類項目的收入來源為使用者付費，與財政無關，所以不走PPP流程也是非常安全和普遍的。典型的項目類型主要包括以供水、供電、供氣為代表的市政公共服務的a類項目。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固廢處理行業中，餐廚垃圾處理及建筑垃圾處理原則上有明確的使用者(污染者)，理論上可以以a類項目方式開展。但一方面餐廚垃圾、建筑垃圾處理均有一定公共服務屬性，另一方面我國污染者付費的機制尚未得到全面實施，地方政府仍需提供一定的補貼，不能達到完全的使用者(污染者)付費水平。

第三，是有政府補貼的非PPP特許經營。圖中標尺可以看出，因為依賴政府支付，此類項目不走PPP程序已經接近合規性的灰度邊緣，(主要原因在于財金〔2014〕113號文的附2名詞解釋規定：“政府付費，是指政府直接付費購買公共產品和服務，主要包括可用性付費、使用量付費和績效付費。政府付費的依據主要是設施可用性、產品和服務使用量和質量等要素。”)。值得注意的是，環保領域尤其是固廢末端處理的項目普遍具備下列兩大特征，使其雖然屬于“政府付費”范圍卻能以非PPP的特許經營模式來操作，也正是市場“用腳投票”的原因。一是，項目的基礎設施資產具有某種“設施產權”屬性，其原因是“廠區”可以被合法運營，反之如果政府惡意違約則在法理上社會資本可以關閉設施拒絕服務，但關閉可能給城市功能帶來某種損傷，也就是我們說的具有“關閉權”。二是，項目基礎設施的運行計費可以按量結算(如垃圾焚燒和餐廚垃圾處理等都是按垃圾處理量結算)，并在項目交付界面上按質交接和考核，由此這類項目實際上與隱性債務無關。實際數據來看，“十三五”期間，垃圾焚燒項目中采用非PPP的特許經營模式的比例達到71.31%，這一比例在餐廚垃圾處理類則達到65.56%。

而在環衛領域中，含有運營性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指末端處理設施、有量價機制的中轉站、有使用者付費的公廁等-b類)的環衛項目(如環衛+焚燒、環衛+填埋、環衛+餐廚等)，由于打包了一定比例的含有運營屬性的相關資產(末端設施)，具有一定使用者付費或可行性缺口補助，與上述有政府補貼的非PPP特許經營類末端處置項目有些類似，仍在合規的灰度邊緣，但風險則大了一些。“十三五”期間中標的3年以上環衛項目中，此類型占比為0.22%。

第四，是大于三年的純環衛購買服務項目。服務周期較長(>3年)的政府購買服務項目(不含基礎設施建設)嚴格來說不滿足政府購買服務不超過3年的要求，因此并不嚴謹合規。但由于環衛服務的主要固定資產(車輛)折舊年限一般為8年左右，導致政府購買服務的3年周期并不能有效利用固定資產的全部價值。目前的解決方案是通過“3×n+m”的形式簽訂協議。其中“3”為政府購買服務的最長年限-3年，“n”為框架協議循環次數即在3年到期后續簽的次數，“m”為剩余年數。最常見為7~9年，即3×2+1~3×3，此種結構下充分利用了環衛車輛的一個折舊周期，對社會資本而言達到投資資金的最大化利用，而對于政府方而言則降低了折舊成本從而在保障服務質量的前提下降低了服務價格，這就是這種形式內在的市場的合理性。該模式順利開展需要每個周期結束后的絕對續約，而最大風險點在于承諾續簽并沒有任何政策文件的支持，其合規性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該模式已完全脫離合規，但由于環衛服務的財政支付資金有預算保障，而且其運營屬性帶來了客戶對其服務的依賴，因此采用這種類型仍處于合理的灰度之內。“十三五”期間中標的3年以上環衛項目中，此類型占比為82.34%，在PPP這兩年受阻后變得更加普遍。

第五，是非PPP特許經營的環衛項目。服務周期較長(>3年)的非PPP特許經營環衛項目(不含基礎設施建設)屬于純政府付費，沒有使用者付費機制，因此不適用特許經營，不合規且合理性較低。類似的還有含有非運營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指不含量價機制的中轉站、無使用者付費的公廁等-c類)的非PPP特許經營環衛項目，同樣沒有使用者付費機制。此兩類項目有較大合規風險，“十三五”期間中標的3年以上環衛項目中占比為7.14%。

第六，是完全不可行的類型。這類主要是以非運營項目為主，理論上存在，但是事實上無法落地，其實也就不存在風險了。比如我們找不到一個不入財政部PPP庫的河道治理項目，這就證明了前面所說的市場的力量，市場的邏輯。不入庫，不走財政部的程序，絕對不敢給政府做河道治理，但是相反卻敢做沒有入庫的環衛特許經營，本質就是項目本身的運營屬性，是社會資本與地方政府的博弈關系所形成的。這個就是市場的力量。

因此，在分析政策規劃結果的時候，離不開對市場底層的力量有所認知，才能對政策和市場結合后產生的產物(項目)有更明確的把握。

不平凡的2020

2020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根據《Nature》雜志發表的一邊論文(Elhacham, E., Ben-Uri, L., Grozovski, J. et al. Global human-made mass exceeds all living biomass. Nature 588, 442–444 (2020).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3010-5)，2020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人造物質總量超過了自然物質總量(如下圖中間圖表所示)。

何品晶教授討論的塑料污染問題也愈發嚴峻，根據該論文數據顯示，2020年的塑料總量達到了80億噸，而全球的動物總質量僅40億噸。植物方面在2020年總量達到9000億噸，而人造物質中與建筑相關的水泥鋼筋建材等已經達到了11000億噸。而這些僅討論了一次生產的人造物質總量，若將人造物質所產生的廢物加入其中則更加駭然，如上圖中右側圖表所示，其中灰色部分是人類生產生活過程中產生的廢物，總量相當于人造物質的20%。何品晶教授的演講中講到，廢塑料中有3000億噸進入了水環境(推薦閱讀→何品晶：雙循環背景下城市固廢治理面臨的挑戰——見微知著，以塑料廢物為例)。而據該論文數據顯示，有機廢棄物尤其是其中工業有機廢棄物，比如塑料，在人造物質中的占比其實非常低。由此可見人造物質及與其相關的廢物產生量之大，這些，恰恰是我國現在需要建設“無廢城市”的原因。(推薦閱讀→李金惠：新《固廢法》下固廢行業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固體廢物的產生源主要包括工業源、城市源和農業源，這三個來源也正是“無廢城市”試點建設中的三大重點。正如前述論文數據顯示，無機固廢在量上占有絕對的優勢。固管中心的陳瑛博士在上午的演講中也講到，“無廢城市”建設中間有一大塊命題是如何解決工業產生的無機物的大量堆砌，比如廢礦山、磷石膏等等(推薦閱讀→陳瑛：“無廢城市”試點初步進展)。另外，礦業大學、硅酸鹽學會的王棟民教授也在演講中對工業無機廢物如何循環分享了他的觀點(詳情請點擊：王棟民：無機固廢的材料屬性及建筑垃圾資源化發展瓶頸與突破)。

隨后E20研究院將就以下細分領域，回顧固廢產業“十三五”的成就、市場格局和企業個體的表現等，并預測下“十四五”期間各領域的市場空間。下圖中看到，每一個細分領域均用兩個圈表示，其中外面的大圈是根據各類政策規劃所推演出的基本需求，判斷的理論市場空間。而中間實心的小圈，則是經過我們詳細分析政策環境、央地關系、部委關系、商業邏輯、企業目前的發展水平和技術狀態等因素后，我們認為真正能夠落地的實際市場空間。

垃圾焚燒

相信市場參與者們都能感受到，2019及2020年兩年，焚燒市場的增長已經開始趨于平緩，高速的增長期已經到了尾聲。我們跟蹤發現，一方面是由于大中城市的焚燒能力趨近飽和，市場逐步向縣鎮下沉，但整體來看，縣鎮項目相對體量較小，同時受制于財政能力、垃圾量等因素的考量，縣鎮項目的商業吸引力也相對較弱。而另一方面則是由于補貼政策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影響。雖然在2020年發改委、財政部、能源局三部委聯合出臺了數個文件推動國補政策改革，但其中仍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制約著垃圾焚燒行業的進一步發展。比如存量項目何時能全部入庫?入庫項目是否能足額、及時獲得國補資金?新增項目入庫后能否足額、及時獲得國補資金?國補調整的同時地方補貼(0.1元/千瓦時)的部分是否會有所調整?國補調整后是否能夠通過調整服務費的方式平衡相關利益?2021年起的國家補貼逐步完全退出以及“競爭上網”等如何實施?等等。相信這些問題也將在2021年以后的市場中逐步凸顯出來。

圖中右上圖表可以看出，截至2020年12月，小部分省份尚未完成“十三五”垃圾處理設施建設規劃，但從全國角度來看已經基本完成了35.62萬噸的“十三五”的規劃目標。同時，也已經基本完成了生活垃圾焚燒能力在無害化總能力中占比50%的規劃要求。右下角圖表中是前文中提到的垃圾焚燒合規率，在2015年到2017年之間，嚴格合規入庫的PPP項目數量占比穩定提升，而后進入了僵持狀態。到2020年，垃圾焚燒項目的嚴格合規率約為28.69%。

另外，我們更關心的是未來市場機會中的變化。上圖中左邊圖表是E20研究院對各省中長期規劃的分析。中長期規劃中新增生活垃圾焚燒項目的廠均規模已將從2019~2020年的平均值1037噸/日下降至736噸/日，降幅達到30%。右邊圖表中我們回顧了近10年來生活垃圾焚燒市場中1200噸/日以上的項目數量占比，發現2017~2019年有明顯增長，這也是行業內普遍認可的高速增長和項目爆發階段。而自2019年起， 1200噸/日以上的項目數量占比迎來了拐點。結合左圖中對各省中長期規劃的分析，我們認為在未來5~10年的生活垃圾焚燒市場中將更多的充斥著小體量的縣鎮項目，大項目、好項目將減少。另一方面，根據前文所述，我們對各省中長期規劃的本底值可靠性進行了進一步考察，發現有些省份若以起中長期規劃推演，至其規劃期截止，若全部規劃能力兌現，焚燒能力已經超過了當地生活垃圾產生總量的100%。若該省份人口不能如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在未來發生強烈吸納作用，則實際上仍存在落地風險。這也是我們請金海年教授對宏觀經濟進行講解的本意之一。在未來我們當從所謂的由量轉質，當垃圾焚燒供給趨于飽和的時候，進一步分析經濟環境、區位優勢、產業聚集的可能，對垃圾焚燒行業在戰略分析過程中將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相關閱讀→金海年：從國際局勢和中國經濟變化，看環保產業的發展方向)。

另外一個大家關心的問題就是補貼退坡的問題。據E20研究院研究發現，隨著2020年后半段開始的存量項目加緊入庫工作的推進，目前來看2017年及以前并網發電的存量項目在庫比例已經給達到了60%以上，而2018年~2019年并網發電的項目也在此次政策推進過程中加緊入庫。另一方面2020年1月20日以后并網發電的項目適用于新增項目的相關管理政策，與存量項目分開管理，因此2020年的項目入庫比例相對較高達到了近50%的水平。但由于2020年15億生物質發電國家補貼額度已經達到，因此剩余項目將納入2021年的新增額度進行入庫。預計未來2-3年，無論是存量項目還是新增項目，都將是入庫的高峰期。

另一方面，E20研究院對不同地區對國補退坡的影響進行詳細計算，如圖中右側圖表所示，顏色越深的地區代表補貼的退坡沖擊越大。也從側面驗證了徐海云老師的演講中曾經說過的，越窮的地方，打擊越大(推薦閱讀→徐海云：垃圾焚燒要健康發展，錢從哪里來?!)。我們認為，目前這種風險承受力與財政的能力不匹配的狀態將給垃圾焚燒市場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也是市場參與者們在未來幾年中更需要關注的地方。

面對這樣一個補貼退坡的情況，E20研究院認為可以通過下列幾個方面應對：

一是，我們對在座已經占據了市場化參與份額的90%以上的各家企業呼吁，在2021年以后的市場競爭過程中，一定要把補貼的情況充分的考慮在財務測算中，服務費的價格更多體現實際服務效果，盡可能減小補貼對項目運營帶來的影響。二是，市場參與者們將進一步探索工業垃圾、污泥等的摻燒，在“無廢城市”建設要求下，工業產生的一部分垃圾最好的去處仍然是焚燒，以及污水處理廠產生的市政污泥，目前來看摻燒依然是較好的選擇。三是，垃圾焚燒企業要更多的考慮如何提高發電效率，通過技術手段帶來運營質量和效率的提升，達到“節流”的效果。四是，我們希望E20能與整個固廢處理產業一起，推動地方政府加快“污染者”付費制度體系的建立、完善。為此我們制作了小手冊發放給各家企業。

居民付費完全可以覆蓋掉垃圾焚燒補貼所帶來的損失。綠色價格機制在供水、污水等領域都有實施，我們相信在不久的未來也將在垃圾焚燒領域看到相關地方進行好的探索。

《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補短板強弱項實施方案》中提出了，“生活垃圾日清運量超過300噸的地區，到2023年基本實現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這就意味著填埋場將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推薦閱讀→陳朱蕾：我國生活垃圾填埋的戰略儲備意義和可持續發展)。同時，政策規劃角度來看也是對垃圾焚燒市場的促進，但結合演講開始時講到的認知規劃的角度，我們認為仍需相對謹慎看待。我國共有地級行政區333個，其中95%的生活垃圾日清運量達到300噸以上，縣級行政區1871個，大概有50%以上可以達到日清運量300噸以上的標準。根據政策規劃推算，我們預計“十四五”期間生活垃圾焚燒的增量市場需求在51.8萬噸/日。在考慮到金老師說的人口下滑等因素影響后，按照現在公平與效率博弈的原則國家在偏向效率優先由此在加強中心城市首位度，我們認為在焚燒中間考慮一定的分散的妥善處置的基礎所占有的空間，最終會形成22.4萬噸左右的實際增量空間。

從市場主體角度來看，我們繼續關注近年來三大關系中的所有制關系的變化。左下角，我們關注省級和市級平臺發揮的作用。有很多省級、市級平臺從市場化空間當中奪走了一定的份額。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我們的十大影響力的入圍企業占整個垃圾焚燒市場規模的76%，而我們十大影響力企業在其中占了55%。

右邊這張圖，是我們對比了污水、垃圾、環衛和危廢，大家知道行業集中度代表著一個行業成熟的水平。但是要分析行業集中度，首先要關注該行業的生態，包括政治環境、市場環境等等。比如我們看到污水處理，在2009年以后，進入了集中度高速增長的階段，這樣的增長主要來源于大量的二手項目并購。而在垃圾焚燒領域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趨勢，2009年以來垃圾焚燒的集中度一直保持在55%左右。其原因就在于垃圾焚燒在出現建設高峰的時候，特許經營模式已經得到國家、地方政府的認可，大量新增項目以特許經營的市場化方式開展，因此不存在污水處理領域的各地小平臺割據的局面，市場化的集中度相對較高。但是這兩年我們也看到，一些省級、市級平臺公司逐漸進入，獲得一部分市場份額，也拉平了行業的集中度的提升趨勢。但我們相信垃圾焚燒行業未來在逐步進入并購整合期的時候，會迎來集中度的上揚。

我們對21家入圍十大影響力的企業進行數據統計。在這樣一個競爭非常激烈的時代，龍頭企業依舊取得不錯的成績。另外近年來我們發現，幾乎所有企業都在進行或多或少的橫向一體化和縱向一體化，對收入構成的分析中我們多年前引入了“可控制性營運收入”指標，大部分的企業已運營的焚燒發電的占比越來越高，也說明了垃圾焚燒已經從大建設階段進入大運營階段。其次，他們所獲得的環衛項目一直保持和垃圾焚燒項目同比的增長。今年2020年我們有不少的垃圾焚燒企業并購了環衛企業，考慮了環衛、餐廚等等的收入，其中小餅圖是本地的專營項目和特許經營的市場化項目對比。

綜合上述考量，我們公布2020年度的固廢十大影響力企業榜。

垃圾填埋

隨著焚燒行業的高速增長，填埋市場有明顯的萎縮趨勢，但依然是個五百億的市場，而且很多機會在紅藍海的轉換中出現。填埋場數量增速的放緩除了由于城鎮化過程中土地資源的價值暴漲，填埋場選址受限以外，另一部分因素來源于由于管理水平較低導致填埋效率低下帶來的快速封場以及小、散的非正規填埋場關停退出。而《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補短板強弱項實施方案》(發改環資〔2020〕1257號)中也提出，“原則上地級以上城市以及具備焚燒處理能力的縣(市、區)，不再新建原生生活垃圾填埋場”，在這一政策影響下，預計未來填埋場數量(尤其是城市)增速將持續走低。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級以上城市不再新建新的生活垃圾填埋場意味著已有填埋場的存量庫容價值將大幅上升，由此也為填埋行業帶來新的發展思路以及增長空間。(推薦閱讀→陳朱蕾：我國生活垃圾填埋的戰略儲備意義和可持續發展)

可以看到，目前代表性的技術企業，如建昌環保(推薦閱讀→建昌環保魏新慶：新形勢下，填埋場的功能轉變及價值重建)等，正在進行相關探索并已形成解決方案。其中一方面是對已有填埋場進行管理提升，使剩余庫容得以更高效利用，延長整體填埋場生命周期。而另一方面則是對填埋氣、滲濾液等可能造成二次污染的物質進行有效管理，包括隔離、收集、利用等。

有機垃圾

近年來行業內普遍感知是有機垃圾談得非常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垃圾分類工作的加速推進。根據“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要求，開展了垃圾分類工作，尤其是干濕分離的，就需要有與其配套的末端處理手段，這也是廚余垃圾市場近年來火爆的主要原因之一。左圖中所示的是近年來上海市執行垃圾分類后的各類垃圾分出量。可以看到在強制分類后，濕垃圾的分出量直線增長。而可回收垃圾雖然呈現出了更大的增長幅度，但我們認為與前文提到的本底值是否可靠有很大關聯。在推進垃圾分類工作之前，可回收垃圾就已經被分出并形成了較好的產業鏈，且回收量不低，但是由于缺乏相關數據的跟蹤統計，這組本底值的可靠性始終存在問題。而在深入推進垃圾分類工作后，政府也加強了對相關數據的統計力度和精度，因此看到絕對數值上面有較大幅度增長，但統計的僅是進入統計體系的量，不一定是可回收的實際收集量。數據的本底掌握在固廢領域是非常困難的。右側這張圖是我們根據相關政策規劃推算廚余垃圾理論上的整體市場容量，在“十四五”期間可以達到2130億。

我們要考慮各種各樣的要素制約，在右側技術所分配的空間里，我們沒有把簡單的廚余垃圾的壓榨、焚燒作為一個主流技術手段進納入市場空間的測算。根本原因是我們認為壓榨焚燒終究只是一個過渡手段，通過垃圾分類出來的廚余垃圾只能通過資源化手段處理才符合廚余垃圾處理的初心(推薦閱讀→薛濤年度報告(下)：垃圾分類之辯—四大博弈 紅藍交織)。

如前文所述，廚余垃圾市場的釋放高度依賴垃圾分類工作的推進程度。從目前我國先進地區的經驗來看，垃圾分類工作沒有統一答案，將會形成一地一策的局面。而地方推進效果也很難在短期內形成較大程度的提升。因此我們認為廚余垃圾的市場釋放面臨著比餐廚、垃圾焚燒等領域更艱難的一個局面。我們認為在“十四五”期間，能夠落地的市場空間僅有約331億元，不足理論需求的10%。而這些空間還將在集中與分散兩種處理模式中進行進一步分配。

餐廚垃圾角度，我們注意到“十三五”期間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出臺文件推進污染者付費理念，餐廚垃圾的產生者(餐館、食堂、商業等)向提供專業服務的第三方(包含收運和處理)支付服務費用。在此推動下，餐廚垃圾處理項目的需求風險將得到改善，配合地方政府對于“泔水豬”、“地溝油”等黑產業鏈持續打擊，餐廚垃圾處理行業發展將趨于健康、穩定。第二，我們也注意到，餐廚垃圾的市場化項目價格這幾年有明顯提升，尤其是收運處置一體化的項目。我們認為，沒有一個好的政府支付的付費價格，沒有好的污染者付費的制度，這個行業永遠是很艱難的一種生存的狀態。

我們從處理需求(產生量)、供給(處理能力)兩個維度對餐廚垃圾市場進行分析，提出收運供需平衡度指標，來判斷各地收運體系建設的完善程度。從當前處理能力(含遠期規劃及在建能力)與處理需求的相對關系，即供需平衡能力來看，E20研究院將我國餐廚垃圾處理區域市場整體分為三大區：市場關注區、充分競爭區、需求風險區。其中，當前全國平均收運率水平下的供需平衡線上半區供給整體不足，尚不能滿足我國當前較為滯后的餐廚垃圾收運平均水平需求，末端處理市場處于高度藍海階段，值得市場重點關注;供需平衡線附近的省份當前處理能力與收運水平下的處理需求大致相當(但對單獨省份乃至城市而言存在個體性差異);當前收運供需平衡線與100%收運率水平時的供需平衡線之間的區域當前餐廚垃圾的處理需求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且與全國平均水平相較更優，在餐廚垃圾收運體系建設過程中，其處理能力亦需根據本地情況相應提高，末端處理企業需單獨識別市場機遇;100%收運率水平時的供需平衡線附近區域省份的末端處理設施規劃建設已相對完善，但如末端設施全部落地，則地方政府需警惕收運體系不完善給末端設施運營商帶來需求風險。

我們的研究發現，2020年突如其來的疫情對餐廚垃圾處理行業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好在我們國家控制疫情的能力也很強。(詳情可參考閱讀：新冠固廢戰“疫”(五)：餐廚處理企業的闖關大考)

左圖中所示是前文講到的餐廚垃圾處理項目中合規的比例，目前來看完全合規率只在34.44%。右圖是我們根據規劃等內容測算“十四五”期間餐廚行業的市場空間將達到2300億元。

2020年的市場情況來看，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有機垃圾項目出現了，右圖中可以看到新增項中，非試點城市的比例達到83%，餐廚垃圾市場空間將進一步打開。同時，有機垃圾資源化處理項目的實施效果評估也將對地方政府、企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科院生態所周傳斌研究員在演講中也為大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推薦閱讀→周傳斌：廚余垃圾資源化利用技術的多維績效評價、問題與展望)

目前有很多企業已經進入到有機垃圾處理市場競爭中，而凱軍老師更以元年來稱呼2020年，(請點擊王凱軍：2020 是有機廢物厭氧處理技術發展元年),我們也開始排有機垃圾的處理規模的排行榜，以后每年大家都可以看到它。我們在這個領域也有很多優秀的技術企業，大家可以參考附后的發言：

建筑垃圾

建筑垃圾方面，從2018年開始在35個試點城市中先行先試，而后在“無廢城市”中也成為重點關注之一。我們預計“十四五”期間建筑垃圾的年產生量將達到35億噸，存量空間達到800億元，但是我們認為大概每年有望釋放在160億。

危險廢物

危險廢物來看，近年來的危險廢棄物經營許可證的釋放量高度增長(右下圖)，但同時帶來了經營規模的可落地的比例在下降。當然，伴隨著中美貿易戰，包括產業結構調整，包括地區的要素流動，實際上很多地方產生了局部的不平衡和供過于求的狀態，各地的處理價格在今年也發生了較大幅度下降。對危險廢棄物這樣一個市場化的領域，對于我們企業的精細化運營和網絡的前后一體化提出了很高的挑戰。

E20研究院在2020年推出了危險廢物區域商機密報，為我們的危險廢棄物投資運營企業有更好的市場發展的參考，針對性研究各省主要的危險廢棄物產生的源頭和它的變化。報告中有一個重要的二維的分析圖，從許可證的釋放率，以及危廢的處理率兩維指標，來分析不同省份我們企業會面臨什么樣的經營狀態。

本圖的左側是E20統計的危廢規模排行榜。2018年下半年以來危廢處理市場逐步回歸理性：在政府調控下危廢處置平均價格穩中略有上升;危廢運營企業均將戰略重點放在穩步落地新建項目、安全合規運營建成項目上;投資機構在一陣風潮過后也更加理性得看待危廢市場。通過對危廢處理率以及許可處理量釋放率的對比，將各省份按照競爭激烈程度進行劃分。四川、山東等省份，因為許可處理量釋放率超過100%且危廢處理率高，有新批許可證及新建項目機會，就地擴能改造機會較大。內蒙古、湖南等省份，許可處理量釋放有待進一步優化;新增產能相對競爭較高。北京、天津、湖北等地區許可處理量釋放率較低，有待優化;但危廢處理率相對較高，競爭激烈，未來空置許可證將被取締。江蘇、重慶等地區許可處理量釋放率較低，危廢處理率也較低，有效許可證持有企業需提高實際處理能力，空置許可證需取締或優化;仍有新建項目/擴能改造的市場空間。青海省許可處理能力釋放率低且大量、單一種類危廢貯存;容易形成環境問題及市場難題。

工業垃圾

工業垃圾領域，首先我們注意到工業固廢中超過95%為無機固廢，主要品種包括尾礦、煤矸石、冶金渣等。而“無廢城市”中明確提出了“大宗工業固廢貯存處置總量趨零增長”的要求。比如右側這張圖，包括尾礦(減少礦業固體廢物產生和貯存處置量)、磷石膏(以用定產)、煤矸石(到2020年，煤矸石等固體廢物實現全量利用)，這些都需要有大量的技術和商業模式捆綁的創新。我們也相信在未來五到十年，在這方面由于面臨巨大的市場機會，但也會有很多困難，包括建材以及填充利用，都是我觀察到的，在這個領域突破的商業模式的重點(推薦閱讀：王棟民：無機固廢的材料屬性及建筑垃圾資源化發展瓶頸與突破)。

環衛

首先，2020年總量上看(左圖)，與2019年比，環衛的市場化比例還有一個上升，2月份受疫情影響有一個明顯的深淵式下滑。除此之外，從增速來看，環衛市場化項目的數量增速略有下降(中上圖)，但是環衛市場化年服規模在上升(中下圖)。從“十三五”期間不同服務年限環衛市場化項目平均年服務規模看(右上圖)，2020年，服務年限10年以上的環衛市場化項目單體平均年服務金額較歷史有所增長;右下圖是“十三五”期間七大地理區環衛市場化平均年服務金額歷年變化情況，華南、西北、東北三個區域平均年服務金額較之前呈現出明顯增長。

第二，在服務模式或者商業模式上(或稱為政府結算方式)，環衛市場化項目購買服務的合規比例在提高。左圖，2020年3年及3年以下的購買服務項目數量相較于前幾年在增多，并且將“十三五”期間歷年購買服務類環衛市場化項目按不同年限進行劃分(中上圖)發現，合規(服務年限在3年及3年以下)比例在提高。中下圖，80%的購買服務類環衛市場化項目年服務金額在5百萬及以下。右圖為七大地理區5百萬以上購買服務類環衛市場化項目平均年服務金額排名，東北地區以平均年服2197萬元/年排名第一，其次為西北地區(1809萬元/年)。

3年以上的環衛市場化項目來看，左圖是“十三五”期間3年以上環衛市場化項目歷年情況，3年以上環衛市場化項目采用非PPP特許經營方式的比例越來越高，這是黃色部分所表示的含義;嚴格走PPP程序的環衛市場化項目比例在下降。

E20研究院針對市政環保理論提出市政環保PPP四分類理論(捆綁商業因素的復合型項目在邏輯上與a類項目接近)，分類格局如中上圖所示(推薦閱讀：【獨家】E20研究院 薛濤：市政環保PPP年度盤點：分類后的頂層思考與產業變局)。如前邊所說，沒有入庫的環衛特許經營的本質是，它的運營屬性是企業跟政府的博弈關系形成的;但需警惕，僅僅走特許經營流程、不納入PPP流程后期可能存在一定的風險。中下圖則是環衛市場化項目中非PPP特許經營項目的分類，我們可以關注一下：82%的環衛市場化非PPP特許經營項目為d+c類(即環衛的清掃保潔+非運營基建)，15%為純環衛特許經營d類，而環衛+有運營屬性基建的d+b類僅占3%。右上圖是環衛市場化非PPP特許經營項目的年限分布，其中大部分項目的服務年限在10年及以上，也有少量d類和d+c類項目的服務年限在3至9年(含)。右下圖為環衛市場化非PPP特許經營項目的平均年服務金額，d類平均年服為1820萬元/年，d+c或d+b類項目則平均年服略高些，在4000萬元/年左右。

我們看到在環衛市場化項目中間，左上圖：超過10年以上的項目，很大的比例是城鄉環衛一體化項目，并且城鄉環衛一體化項目的平均年服務金額較大(左下圖)。我們還關注一點，在“十三五”期間，3年以上的環衛市場化項目中(中上圖)，橫向一體化的比例越來越高了，2020年較為明顯。橫向一體化就是我們說的城市管理服務，僑銀(原名：僑銀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經更名了，叫僑銀城管(現名：僑銀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控叫北控城服(北控城市環境服務集團有限公司);我們環衛公司喜歡叫城市服務集團，背后隱藏的就是政府在橫向一體化之間，不是把更多環保設施給他們，而是把更多的城市管理比如電力、路燈、下水道等等交給了我們環衛公司。城市市政、環保這兩個概念是有交集，但是也有不同點。右圖是“十三五”期間不同城市環衛一體化項目的平均年服務金額，五線城市的環衛一體化項目平均年服務金額最高。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注意到，環衛運營門檻比較低、大量企業在不斷進入，會不會對環衛行業產生很大沖擊?左圖為環衛市場化社會資本參與數量歷年變化，粉色柱形代表了當年某社會資本有環衛項目在運營服務期內的企業數量累計，每年都有大量的企業進入環衛領域，不光垃圾焚燒企業等固廢、水務A方陣企業，還有物業公司、房地產公司都紛紛進入環衛市場。右側是環衛市場化不同類型社會資本參與情況(按企業數量)，整體看，物業保潔類出現的環衛公司數量占比實際是在下降的，不能因為一兩個個別新聞影響了我們對市場的宏觀判斷，數據才是真實的。

“十三五”期間歷年不同類型社會資本平均中標年服務金額(左圖)，我們有一萬多家環衛企業，都把它們貼上標簽統計出來。老牌的地方環衛企業市場化(比如北京環衛)以及固廢、水務A方陣擴張類企業(包括深能、瀚藍)的單體項目規模較大;除了這兩類之外，第三類車輛裝備市場化延伸企業單體項目規模也相對較大。所謂的物業公司(物業保潔市場化延伸)拿到第六名，也就是僅拿到最小的單體項目規模，物業本身在環衛領域并不一定非常強，因為畢竟是院子內外兩件事。從中間這張圖可以看到，歷年以來物業保潔市場化延伸類企業所拿項目的年服務金額占比沒有明顯的上升。

第三部分，右上角看到白色的部分是2020年大型房地產公司在環衛所占的蛋糕，這些地產公司包括碧桂園、保利等等，大型房地產公司總共拿了物業保潔市場化延伸類企業環衛市場總份額的2%。其實這類案例里是房地產公司通過直接并購專業環衛公司進入環衛市場，這種模式并不支持所謂的物業公司就具有特殊優勢能夠大舉侵占環衛市場的判斷。大型地產類物業企業在2020年1-10月份中標情況(右下圖)，年服務金額僅占0.31%。這個數據才是所謂大型地產類物業公司在這個行業所占地盤的真實表現。

對于環衛市場化比例，我們一般認為是個市場空間的剩余部分。不少測算采用類似水務或固廢的方式，因此表現出環衛市場比例提升非常快，大概去年就達到60%了。但是，環衛市場化的期限不少都遠遠短于污水垃圾的市場化的25年以上的持有期，所以這樣的測算方式嚴重低估了專業、大型的市場化的環衛公司的市場機會空間。這些企業手里拿的項目大多是3年(含)以上的。因此，我們以3年及以上作為分界，叫“環衛商占率”，我認為一方面這部分環衛項目續簽概率高，而且這里面大部分是8年、10年以上的優質項目，可以近似污水垃圾那種被專業大型公司長期持有的局面，來表現環衛市場化的已分配份額。我們以環衛商占率的定義來重新計算后發現，商占率的增長速度相對較慢，原因是這幾年環衛整個服務空間在高速增長，地方政府愿意花更多的錢把環衛做大，因此分母也在變大。整個環衛市場在增加，而商占率本身從PPP高速推進的那一年開始，在17年、18年得到10%增長之后，隨著PPP的停滯，也進入了一個相對緩和的階段。商占率這兩年停滯在33%左右，即可以理解為還有67%的市場留給環衛市場化企業去瓜分。

環衛商占率計算公式=3年及以上環衛項目年服務總額/環衛項目年服務總額×100%

第二個我們很關注的問題--行業集中度，我們看到，第一，左下角這張圖比較直觀，環衛十大影響力企業占16%，小于垃圾焚燒的十大占比。右側證明了這一點，根據商占率重新計算環衛行業商占集中度，我們只考慮3年及以上的項目，一個令人關注的數據出現了，行業集中度從39%降到27%。原來我們也認為環衛集中度是下降的，但是沒下降那么多，為什么?說明環衛領域的生命周期目前還處在市場早期的高速變動中，大量企業依然在進去。當然也有相對集中度高的地方，左上角這張圖，如果出現的是1億以上的項目，還就是那十幾家，但年服5百萬以上至1億元以下的項目中標的企業數量在歷年增加，競爭激烈。

這個市場的不穩定非常明顯，但是馬太效應依然存在，3年以上環衛市場化項目，十大影響力企業占比遠遠高了很多。這個市場實際上被分為兩層，高的一層是商占率計算的這一層，少量大公司具有絕對優勢，項目平均規模也較大持續期較長，續簽穩定性較高，而低的一層則魚龍混雜，項目相對也小，其分配的格局隨時都會被打破，除非被整合提升到上一個階層。以下是環衛市場2020年度的排行榜，經過一年之后，各家取得的成績，包括年服務金額、2020年新增等等維度。

經過這樣的分析，再加上我們的行業集中度，再次公布今年的中國環衛十大影響力企業(榜單見PPT)。

這是我報告的全部，再次恭喜各位上榜的優秀企業，全部名單請參考—2020固廢&環衛十大影響力企業等11大榜單出爐，明年見!

編輯：陳偉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