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經濟數據相對比較專業，看起來不太直接。我們從一個更直接的數據-人口來看，2022年1月17日剛剛公布的2021年人口變化數據顯示，2021年全年我國人口凈增量僅為48萬人，較2020年200萬人的凈增量下降了76%，成為近10年來增加人口最少的一年。而同期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死亡率)僅為0.34%，同樣創下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從新生人口來看，2020年我國新生人口僅為1200萬人，已經接近歷史低位。而從1月17日公布的數據來看，2021年新生人口僅為1062萬人，再次下降。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我們還沒有達到碳排放的零增長，卻先要達到人口的零增長(近似預言了，一個月后國家統計局宣布我國2021年人口凈增長僅為48萬人)。當然這一趨勢也并非僅在中國，韓國人口已經形成了負增長。

從結構方面來看，我國人口的結構明顯在往老齡化的結構發展。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總人口雖然凈增了7897萬人，但15~59歲人口卻凈減了3952萬人，老齡化趨勢明顯。人民銀行曾經在一份報告中說，"如果把價格變化看作是汽車，那么人口變化就是一艘巨輪"，其含義是說人口結構的變化一旦發生，這樣的趨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很難調頭的。

從人口流動角度來看，上圖中紅色的省份是人口流入，綠色的省份是人口流出。圖中可以看出，我國人口流動的特征是從中、西部省份向東南沿海流動，大城市、重點城市群的虹吸效應顯著。

我們為什么要關心這樣的人口變化數據呢?在上海環境王瑟瀾總的演講中(相關閱讀→上海環境王瑟瀾：以變應變，破繭成蝶)，他提到一個很好的詞匯是"備用"，這個詞匯用得比較含蓄，實際說的就是富余的垃圾焚燒產能。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垃圾焚燒企業必須要關心招商引資讓我們去做的項目，受到人口變化的影響，還有沒有足夠的垃圾量來支撐它，在未來20~25年特許經營期內，垃圾量夠不夠支撐我們簽約時的規模呢？包括環衛的需求都會因為人口的流入或者是流出發生變化，對于原有的投資模式已經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們必須要關心當地的經濟發展和人口結構變化。這是我們面臨的第一個來自公共管理方面的壓力。

第二個公共管理方面的壓力來自于地方財政。從這條線來看，地方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支出的差距越來越大，右圖中土地收入在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的占比每年逐步提高，地方財政越來越依賴房地產的收入。但是我們知道所有的環保項目設計，包括最近流行的EOD，最終預期都是用土地收入支撐這些大規模的投資。但是土地出讓金這個"唐僧肉"各個部門都在惦記，比如說在農業農村工作上割這么一塊。中央出臺了文件，《關于提高土地出讓收入用于農業農村比例的考核辦法》，其中規定"到'十四五'末期用于農業農村比例應達到土地出讓收益50%以上的同時，不低于土地出讓收入的8%;或達到土地出讓收入的10%"。再加上房地產行業的調整，重度依賴土地的地方財政收入還能足夠支撐我們環保項目嗎。這樣的情況下，一定會影響到我們環保類上市公司的數據。

上圖是固廢十大影響力入圍企業中的上市公司部分財務數據統計，藍色的部分一片形勢大好。右下角中的應收帳款均值，在近年里發生了明顯的增長，這對于企業在現金流管理和利潤管理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圖是環衛十大影響力入圍企業中上市公司的部分財務數據統計，總體來看賬期還不錯，但是利潤率在下降，因為這些也都是嚴重依賴于政府付費的項目類型。

再考慮到業務增量機會的下滑，我們已經處在一個內卷的時代。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很多企業，包括大型國企的資產運營方和民營企業，都在談技術創新，但是我覺得在環保市場上技術從來不是唯一的驅動力。

舉個例子，在其他的領域都有院士的技術轉換成很強的生產力，或者是院士創業成功，或者是院士技術拿出來，比如支撐了5G應用的發展或者是電力行業的發展。反觀環保行業，我們這個市場上的技術從來都是應用型的，而且技術的突破往往會被迅速地復制、追隨、拷貝，因為我們的專利根本靠不住。另一方面，我們環保這個非常復雜的toG市場實際上又是一個關系市場，這一點目前來看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推薦閱讀→再讀薛濤PPP不可能三角——環保企業"擴張與控制"間的灰度）。因此在這個市場中間，要想技術的驅動發揮明顯的作用，必須要研究兩大領域的問題：公共管理和商業模式。如果你在這兩方面沒有獨立的思考，本身的技術的驅動力又不夠強，那么你的資源一定是有限的，不夠用的。無論是大型國有企業還是小型的民營技術企業，必須要對技術的其他兩個影響因素同時研究才有可能找到生存和突破的方式。

大部分環保公司主要做的是toG的業務，因此我們以市政環境領域為例進行拆解。右側來看環境保護問題，實際上主要是技術問題，比如說污水治理中廠網關系的問題、固廢治理中分散與集中、以及固廢三化博弈的問題，這些矛盾本身都需要很多的思考。但是大部分做技術的企業包括院士都不太理解左邊市政公共服務的部分，也就是我們說的公共管理以及其所影響的商業模式的問題。例如政府是怎么推進公共服務的市場化，這個過程中項目所采取的商業模式會因此產生什么樣的變化，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復雜的。

仍以去年論壇中我們使用的這張商業模式創新的圖為例(推薦閱讀→薛濤："十四五"固廢行業規劃與產業趨勢前瞻)，我們到底應該用什么樣的商業模式和政府簽合同呢?尤其是在當下PPP本身已經發生重大的挫折的情況下，現在我們企業和政府之間沒有一個簡單、完全合規的簽約模式。上圖中間部分的數字是違背財政部相關的PPP規定，而改成政府做BOT業務的比例。我們看到在固廢業務中，餐廚和垃圾焚燒不完全合規的比例非常高，這些項目會安全嗎?我們不知道。這些東西都是公共管理中的困境和難題，同時也是對我們業務擴張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