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現實而言，居民垃圾分類所得的經濟收益并不高，但可以告訴居民，還要看長遠利益，比如垃圾分類后，居民小區環境改善、小區名牌提升繼而房價上漲、再一個，為子孫萬代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生存環境等來進行宣傳和動員，這樣會得到更多居民的認同。

　　第三“罰”——處罰

　　由于分類比不分類要麻煩一點，有一些居民因為習慣難以改變或環保意識不強，通過上面兩種方法，還是不愿意分類。對于這樣的人群（20%左右），可以采取“軟約束”，志愿者上門宣傳，另外采取做義工的方法。同時，采取“硬約束”，如說服教育、點名批評、拒收混合垃圾、加收垃圾處置費以及罰款的措施等，來引導居民垃圾分類。

　　事實上，社區可以成為垃圾分類的突破口，因為一個社區內的人群類似一個小型的社會征信系統，人們之間的互動（情感與評價）是多次的而非單次的，鄰里眼光與關系可以從某種程度上制約個體行為，這比街頭垃圾分類的可能性要大很多，更何況居委會也能夠起到監督作用。

　　垃圾分類是一項涉及千家萬戶的工作，常言道“少數人靠覺悟，多數人靠制度。"，必須建設相應的制度，用道德、經濟、法律甚至是宗教的手段才有效，不能純粹的靠道德和自覺來做垃圾分類。

　　世界垃圾分類比較好的國家和地區都是制定比較嚴格的法律法規來執行的，比如日本、英國、德國、韓國及我國的臺北都是如此。

　　我們說，罰款是必要的，但罰款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最關鍵的是如何罰、什么時候罰、誰來罰等這些細節問題，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事，因為“在戰略正確的情況下，細節決定成敗”。

　　第一個問題：如何罰？

　　按照現階段的經濟水平，居民一次不分類，罰款50元至200元，或者200元以上，甚至更高，這樣才有威懾力。

　　第二個問題：什么時候罰？

　　我們看到，全國有些城市已經出臺了垃圾分類管理辦法或條例，如廣州、南京、杭州、上海等城市也都出臺了處罰的規定，比如廣州不進行垃圾分類，每次罰款200元，南京為50元至200元。

　　但真正處罰的沒有幾單，這里有一個法不責眾的問題。原因是這個罰款的規定出臺早了，如果大家都不分類，你去罰誰呢？

　　所以，先期通過宣傳動員及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號召人們垃圾分類，當參與的居民達到60%——70%時，這時候可以出臺相應處罰措施，這里的大多數可以是一個試點區域的大多數。

　　第三個，誰來罰的問題？

　　按照傳統思維，解決“罰”的問題，政府又會招一定數量的人員，然后派駐到每個社區去執行和監督。但垃圾分類這涉及到千家萬戶，如果大家都不分，你去處罰誰？這叫法不責眾，再一個那得需要招多人？這是其一。

　　其二，如果居民沒有分類垃圾，此時執法人員不在現場怎么辦？清潔工、物業公司工作人員又沒有執法權，無法扣押當事人，而等執法人員到現場了，可能不分類投放垃圾的行動已經結束了，人也走了，取證無從下手，處罰自然難以落實。

　　所以，要用社會創新思維，發動社會的力量，比如政府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及配套措施，把監督工作授權給社區或環衛人員去做，用已經養成垃圾分類習慣的大多數人去說服和動員不分類的少數人，效果就會好很多。

　　第四個，罰的錢做什么？

　　用罰款的錢設立或成立“社區幫扶基金”，用于社區環境建設或扶弱救貧。這樣，一方面可以解除民眾對政府又在巧立名目進行“創收”的質疑，同時，又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更好的發動大家積極性。

　　比如說，政府出臺規定，發現沒有垃圾分類的一次罰款200元，二次或第三次加重處罰，并將一半獎勵給舉報人（現在的手機都有拍照功能），另一半劃入幫扶基金，這樣，讓不分類的人置于人民群眾監督的“汪洋大?！爸?。

　　對垃圾分類，我們要反對“唯素質論”和“唯法律論”兩個觀點。

　　一說到垃圾分類，有些人就會說，在中國現階段不可能做垃圾分類的，也是做不成功的，因為我們的國民環保素質太低。客觀的說，我們國民環保素質和歐美國家相比，是有差距的，但歐美國家的國民素質也不是天生成的，最開始也不是高素質，而是后天培養成的,而素質和習慣的養成，是由制度的引導和約束培養出來的。

　　如果真的是素質低的原因，那么，為什么中國人到了德國、日本,韓國，一周不到就會很自覺地進行垃圾分類。難道中國人在國內素質差,到了國外素質就一下子就高了嗎?不是。所以說，居民垃圾分類積極性不高與國民素質沒有太大的關系,是我們垃圾分類的管理體系和制度不足造成的。

　　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比如禁止酒駕。之前，為什么有那么多人酒后開車，后來酒駕入刑以后，情況大為改變呢？這就是制度的作用。

　　第二種，就是“唯法律論”，就是看到日本、德國、韓國，包括我國的臺北，垃圾分類做得好，他們其中一條就是制定相關法律，對不進行垃圾分類的人處罰，比如臺北如果不分類，罰款1500——6000新臺幣。所以，我們有些城市，在垃圾分類的設備設施、配套措施等不完善的情況下，宣傳和動員還未深入人心的情況下，急成近利，急于求成，急忙出臺處罰措施，結果，陷入“花瓶法律”“紙上法律”的尷尬境地，同時，也損害了法律的尊嚴和嚴肅性。

　　所以說，“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

　　垃圾分類是一件“非常復雜的簡單事情”，說起來很簡單，只要你想分，學習起來很容易，就是在家里分分類，舉手之勞的事；但做起來，卻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涉及管理運行體制變革、居民生活方式改變、設施設備建設投入、環保搬遷及補償、產業政策及產業鏈的建立、政府政策法規導向等等，所以需要從系統思維，全局思維思考。

　　只要政府有決心，只要方法得當，就能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垃圾分類的“人民戰爭”就一定能打贏！

　　主要參考文章：

　　1、秦國芬：《濟南生活垃圾分類實踐及模式探索》（樂分圈 2018-8-17）

　　2、汪建華：《黨建引領，打贏生活垃圾分類改革戰》（新華網2017-12-19 17:16:25 ）

　　3、張佳麗：《制度化建設推進新城街道垃圾分類工作》（嘉興日報2018-06-13 07:12:05 ）

　　4、張民：《地方立法如何體現新作為？》（中國生態文明網2018-03-23 ）

編輯：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