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們很多地方都在開展垃圾分類的宣傳普及工作，而為了說服百姓垃圾分類所采用的觀點，也與許多多年存在但被壓制的“反燒派”形成了合力。前段時間，我在深圳的一次環衛協會的會議上也說到這個問題，就是現在為了讓老百姓愿意花更多的時間參與到垃圾分類中(接受更高的人時成本)以及接受政府花更多的錢來治理垃圾問題(接受更高的經濟成本)，有些政府基層的宣傳者進入了一個重大的宣傳誤區。我們都看到在這方面有大量的微信文章，包括在昨天徐老師發言后對其提出質疑的反燒的微信公眾號們。主旨就是“三部曲”，第一，垃圾圍城了，通過拍攝的衛星照片，顯示城市周圍被垃圾堆滿了，沒法看了(如下圖)。

第二，海洋魚類都被塑料垃圾搞死了。第三，垃圾焚燒二惡英危害極其嚴重。通過這三個理由推導的結論是老百姓要垃圾分類，相信大家都見過類似這樣的標準的宣傳方式，我覺得這派意見是在三叉戟坐標的右下角。這種宣傳本身的邏輯是有問題的：垃圾圍城和塑料垃圾進入海洋這些問題的最直接消滅者就是垃圾焚燒，通過垃圾分類并不能直接解決這些問題。在現階段，僅僅通過垃圾分類來實現減量，正如劉建國老師提醒的，在垃圾分類不可能完全精分等原因導致后端處置無法匹配的情況下，有可能會導致一堆垃圾可以分出十堆垃圾，而這十堆垃圾都變成堆積，或者跑到海洋里去了，帶來更嚴重的問題。因此，在我們說的這個固廢處理問題的金字塔結構當中，垃圾焚燒作為第二階段中的中堅力量和整個固廢鏈條的托底，是不能輕易動搖的，所以在現階段想要一步到位的“天下無焚”而妖魔化垃圾焚燒是非常危險的。我們住建部門在這么多年來的努力，才使得垃圾處理逐漸讓民眾認可，(當然是在有足夠經費支持的情況下)，而我們的環保部門也積極的在后端監管方面有所作為(相關鏈接→“我是環境守法者”活動在杭州舉行13家垃圾焚燒企業作出環境守法承諾)。剛剛取得的不易的進展，不能因為垃圾分類又把這個基石在宣傳的過程中間給打破了，這個對城市固廢的穩定管理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會對新建項目帶來更大的“鄰避”沖擊。

一步與多步：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

據上所述，我們認為固廢處理行業的發展演進過程中存在一個“一步與多步”的客觀規律，目標遠大宏偉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一些前提條件尚未達到的情況下盲目追求一步到位的發展是很危險的。比如從過度依賴“人時成本”的角度來看，我們業內有一個段子，說北京的霧霾很嚴重，解決方法很簡單，我們只要把北京市兩千萬人全部集中在三環以內，一起搖扇子，霧霾就能吹散(相關鏈接→張奕軒：垃圾專利?教你一套固廢技術專利“防狼術”)。這個真的能做到嗎?

同理到我們的垃圾分類，要求每個居民像日本那樣把垃圾精細分類到18分，以達到各自可以回收利用的標準(理論上我們需要通過人力投入的細分，才可以使低價值可回收物提升品級以達到高價值到可以不依賴補貼做回收利用的可能)，而且從今天說好開始，明天就做到，從社會組織管理(政府能力)和人的本性(居民意愿)兩個角度來看都很難做到。在追求生態級的逐步發展的過程當中，就必須要有后端托底設施去解決現階段的垃圾問題，否則面臨的就是系統崩潰的風險。這就是一個隨著社會進步的過程，一步與多步的發展過程問題。

人時還是財政：誰來承擔成本

而換個方向，我們提到的杭州余杭模式，前面的發言當中嚴崢也提到了這個項目。政府花近四百塊錢每戶每年的成本請人進行前端的入戶收集干垃圾，實際上是政府用經濟成本替代人時成本的一種方式。當然這樣的經濟成本也可以投入垃圾處理末端環節本身，由于居民細分不夠，我們就需要投入裝備在后端廠內精分上，比如購買蘇州嘉諾的裝備，這也是另一種經濟成本代替。

我們在寧波做生活垃圾收費的價格機制研究過程中在各地調研統計得出，不考慮垃圾分類，現在政府在末端垃圾分類處理財政所支付的成本已經達到每戶每年600-1200每噸之間(僅包含處理環節)。而熱議的垃圾焚燒的央補問題，焚燒廠全國從幾十個運營項目現在達到三四百個，中央財政確實也壓力巨大。對于以焚燒為主的末端處理來講，BOT的模式相對簡單，簽一個合同，就干起來了。那么下一屆市長就要給錢了。徐老師的演講中說到今、明兩年是垃圾焚燒廠的投運高峰，這些財政支出將成為懸在市長、書記頭上的一把劍。那么像杭州余杭模式下，近400元每戶每年的價格，全部都壓到政府財政來支付，純粹用購買服務的方式由企業代行來做垃圾分類可持續嗎?

大幅增加的垃圾處理成本讓政府很難持續承受，這也是發改委綠色價格機制文件要強調的問題，(相關鏈接→透視發改943文：垃圾收費分類雙管齊下，固廢管理進入體系化)就是盡快建立以“誰污染，誰付費”為原則同時與垃圾分類相匹配的差異化垃圾處理費價格機制。我們在做垃圾收費機制的項目時調研過國內很多不同類型的城市，我們發現我國目前的垃圾收費標準非常低，只有50-100元每戶每年(每戶每年約產生一噸垃圾)，遠不足以覆蓋垃圾的處理成本，這還沒有將收費的覆蓋率和收繳率考慮進來。(相關鏈接→寧波破題垃圾收費難： 寧波生活垃圾處理收費機制研究項目啟動)讓我們來對比看看國外，上圖中左邊是我們收集到的一部分發達國家向居民征收的垃圾處理費數據，德國600-3500每戶每年，日本800-4000每戶每年，左老師介紹的東京在800元，而大阪可以達到4000每戶每年，每個城市也不盡相同。

美國500-2000，瑞典500-1000。對比而言，我國目前的收費水平仍較低，在相應價格機制到位之前(這同樣也是個一步與多步的問題)，以及在當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下滑的背景下，再將垃圾分類全部搭到經濟成本上由財政支付，所帶來的就是垃圾處理財政缺口的不斷擴大，也就是我們說的“經濟不可承受”，那么也許仍需要通過一定的“人時成本”進行平衡，所以大家都對杭州余杭這種高政府補貼模式比較擔憂其可持續性。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經濟成本中還存在另一個方向，也是一個政府與居民的博弈過程--廚余破碎機，等于通過罰款等迫使居民承擔了有機垃圾分類的部分經濟成本。但左老師也研究水的問題就知道，我們的地下管網系統干了一兩萬億的河道治理以后，發現還得回來提質增效，折騰管網。我們的管網要徹底完善，需要資金十萬億左右。在現在跑冒滴漏的地下管網的狀態下，再將廚余垃圾打碎沖進去，無異于雪上加霜，可能嗎?而管網的維護及提升，估計十年二十年不一定干得完，那么在這過程中，水十條黑臭水體斷面怎么辦(同樣是一步與多步的問題)?所以一些國家采取的家庭廚余垃圾破碎方式對于我們來講在現階段也是不合理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為什么上海在3月份左右開始進入強制分類以后，產生這么多的質疑和討論呢?實際上是因為上海模式把政府在垃圾分類的責任比例更多的壓到了居民身上，而北京剛公布的垃圾分類文件恰恰不準備跟隨這個方向(相關鏈接→北京垃圾分類：“不會撤桶撤站，也不強迫定時定點。”)，也就是更多的采用了人時成本來進行分類，導致對居民以往的生活和行為習慣產生較大的影響，形成了行為干擾。另一方面上海要求更加精細的(主要針對濕垃圾部分)垃圾分類也形成了居民無法理解掌握的過度專業的問題，不要說居民是否能分對，就算是專業做垃圾分類的專家、企業也未必都能做到，這也就進一步加劇了在人時成本方面的沖突。

當然這里面其實也存在一步與多步的問題，對垃圾分類的理解、支持和掌握是需要通過宣傳教育在一代人的時間來解決的，我們也相信隨著垃圾分類開展的時間發展，居民的生活習慣在發生改變，對垃圾分類的理解也隨之加深，必定會提高人時成本的耐受程度，同時降低垃圾分類所需要的人時成本。從效果上來看，上海市強制分類這段時間濕垃圾的分出量很大，同時有機質含量也非常好，總體效果還是不錯的(相關鏈接→齊玉梅：三大路徑與三種“不適應”，上海垃圾分類是看似簡單的復雜事)。

相比來看寧波的模式中則對居民的干擾相對更少，寧波的垃圾分類工作中要求居民將廚余垃圾裝到印有可溯源二維碼的廚余垃圾袋內，不進行定時定點，同時沒有要求過于精細的濕垃圾細分工作。也就是沒有要求一步將垃圾分類做到極致，而是在穩步開展的過程中逐漸加強宣傳引導，最終達到目的。居民分類的效果方面，從寧波首創的廚余項目運行情況上來看還是不錯的。目前來看缺點就是進入廚余廠的垃圾有機質含量提高的不夠多(相關鏈接→從寧波六年的垃圾分類路，看環衛管理系統的迭代需求)。

當然在這個成本分擔矛盾的權衡博弈當中也就出現了市場機會。環衛運營企業可以通過自身專業化的運營管理來幫助政府完善對居民端的垃圾分類管理工作，同時減少對居民的行為干擾。這也是經濟成本與人時成本博弈的一種權衡。

近年來很多專家都在說要根據末端的處理技術能力來決定前端的分類方式，這是從環境專業角度出發的說法。我們都知道現在的垃圾分類不僅是環境問題，更是公共管理問題。那么從公共管理的角度來看，在現在的教育和理念情況下我們要思考的是，居民能夠(或者愿意)付出多少人時成本來滿足我們城市的垃圾分類要求?如果強迫要讓他做精細分類，能高質量的堅持多久呢?這就是我們說的日本分類模式在中國想推進的話，一個最直接要面對的問題。(也包括讓居民通過購買垃圾袋來支付垃圾處理費，這個在當前相當長的一個階段內在中國很難成功推行)。所以我們中國必須研究自己的垃圾分類理念和方法。

多步實現，三大成本動態平衡

回到三不可能的理念，我們對以上的內容進行歸納總結，發現杭州余杭的模式在經濟上是不可持續承受的，就是在“經濟可承受”圈的邊緣。我們認為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是難以承受的，這種模式暫時不具備推廣條件。另一方面來看杭州余杭的模式當中居民的參與程度實際上不夠高，也不符合目前“垃圾分類新時尚”的提升社會文明的要求。但是，現階段我們要直接做到日本、臺灣這樣的模式，人時方面是很難堅持承受的，也就是在“人時可接受”圈的邊緣。

前文中已做敘述，上海模式中對人時要求相對更高一些，因此在人時可接受的邊緣;寧波模式中則相對對政府的投入要求更高一些，因此又到了經濟可承受的邊緣。但是總體來看，上海和寧波模式都是相對比較符合現狀條件的(在圈內)。我們也希望寧波、上海的模式能夠持續下去并不斷迭代升級，能夠形成被廣泛推廣的垃圾分類模式。

垃圾分類推行過程中的另一個瓶頸，就是劉建國老師評估的，通過分析垃圾分類可以看到，第一政府要多花很多錢，無論是建末端設施還是前端體系的構建;第二，分析整個垃圾處理過程中的碳通量來看，實行垃圾分類在碳排放上也許也不合算。既然如此，分出濕垃圾以及可回收垃圾到底合不合算，這中間有一個評價維度的問題，此事事關垃圾分類本身到底有什么意義。回到圖中右上角這個金字塔來看，前文中已經將下面三層之間的關系做了簡單闡述，而垃圾分類本身實際上除了是在解決大時空多米諾效應下的生態問題之上，還要對居民的生活理念及方式進行改變，形成了文明的價值溢出，才使得垃圾分類在經濟賬和生態賬可能暫時都不一定算的過來的情況下，還是值得持續堅持去做的。

我們看到垃圾分類做的好的城市，一般在社會秩序、法治觀念等等方面也較為突出。到底孰因孰果?是因為垃圾分類做的好所以社會秩序、法治觀念強呢?還是因為這些城市的社會秩序好、法治觀念強才使得他們垃圾分類容易做的好呢?這也是一個思辨的內容。

編輯：陳偉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