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圍城，是近日頗為震耳的盛世危言。

　　垃圾圍城是中國眾多城市面臨的嚴酷現實。但這一次垃圾圍城的警示，并非出自環保機構，也非行政官員，更不是力主垃圾焚燒的企業及其利益相關者，而是出自藝術家之手。

　　垃圾圍城觸目驚心

　　自由攝影師王久良歷時一年半，走遍北京數百個垃圾處理和堆放點，拍攝了數千張照片，并將踏勘過地點的垃圾現狀，用圖片和文字，通過互聯網標注在Google earth上。一幅直觀圖景由此得以呈現—北京，早已垃圾圍城。

　　2010年6月，《垃圾圍城—王久良之觀察》攝影展在北京宋莊美術館揭幕。王久良用鏡頭向公眾呈現了北京垃圾圍城的現況，讓人觸目驚心。

　　北京被垃圾圍困，城市環境甚為堪憂，也可通過已知官方統計數據證實：北京日產垃圾1.8萬噸，每年增長8%。但北京市的垃圾處理能力僅為每日1.041萬噸，缺口達8000噸。同時，94%的生活垃圾，采用了落后的填埋處理方式。

　　不獨北京，垃圾圍城是中國大陸的普遍現象。有媒體報道稱，中國1/3以上的城市均深陷垃圾圍城困局。另有數據指出，現在中國除縣城之外的668個城市中，有2/3的城市處于垃圾包圍之中，1/4已經無垃圾填埋堆放場地。全國城市垃圾堆存累計侵占土地超過5億平方米，每年的經濟損失高達300億元。中國城市固體生活垃圾總量居世界前列，每年產生垃圾1.5億噸，存量已達70億噸。增長率居世界首位，高達10%。與GDP的增長成正相關關系，而且更加穩定。

　　垃圾處理的公民自覺

　　垃圾是人類活動的廢棄品，城市發展的附屬物。人人均與垃圾息息相關，減少垃圾、科學合理地處理垃圾，當然人人有責。面對垃圾圍城以及垃圾的危害和威脅，無人能辭其咎。

　　換言之，每一個公民都應該為垃圾的產生和處理承擔相應的義務。然而遺憾的是，在高速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過程中，環保意識、可持續發展等主張，并未有效地融入多數人的生活習慣當中，演化為促進環境改善、有效處理垃圾的公民行動。垃圾分類至今未被廣泛接受和實施，就是這一事實的鐵證。在任何人的家庭生活中，將廚余垃圾、有毒垃圾、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分門別類，是舉手之勞即可完成的簡單任務。但冷酷的現實是，率先在全國試行垃圾分類的北京、廣州等8個城市，歷時近10年，非但舉步維艱，收效甚微，還成為了包括垃圾焚燒在內的新垃圾處理方式和處理技術無法順利實施的根本障礙。

　　事實上，培養公眾垃圾分類的習慣，促成垃圾分類行為，雖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并非難以企及的目標。資料顯示，垃圾分類在中國也有成功范例，廣西橫縣自1993年起，由政府投入，環衛部門從“平民教育”著手，展開垃圾分類宣傳和行動。至2008年，垃圾分類已覆蓋了縣城70%的區域，正確率達95%以上。將原來填埋60-80噸垃圾，降至不到20噸，單此項即可將垃圾填埋場的壽命延長3倍。

　　垃圾處理的政府責任

　　反觀垃圾分類試點的大城市，垃圾分類實施不力，行政缺位和失職顯而易見。2007年，廣州市為創建全國衛生城市，在某些地段將分類垃圾箱更換為大開口的混裝垃圾桶，引起公眾質疑。環衛部門解釋，此舉是為了避免垃圾箱周圍遍布垃圾的尷尬現象。而且，原來分類垃圾箱徒有其表，后續工序并無分類處理流程。環衛工人從來都是將分類垃圾混裝送往垃圾場填埋。

　　可見，政府責任在垃圾處理中主導作用的不彰，正是造成垃圾圍城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人類主要聚居在城市的當代社會，科學有效的垃圾管理首先是政府的責任。垃圾問題關乎到公眾的生存環境和公共衛生安全，是一個關系民生安危、社會穩定和環境友好的公益性基礎性事業?？考{稅人供養的政府理當是不可推卸的第一責任人。這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共識。垃圾處理，特別是垃圾的無害化處理，是一項不容置疑的公共服務，故而政府不但應當為此投資解決問題，還應當實施監管，并對垃圾污染的后果承擔全部責任。

　　許多地方當政者一味追求經濟發展，依賴GDP顯擺政績、積累仕途資本，從而急功近利，目光短淺、罔顧全局，尤其忽視環保、輕視民生。今日城市垃圾圍城的困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是這樣的權力做派促成?；仡櫄v史可知，垃圾圍城并非新鮮事，也不是確證了“狼來了”的警示，而是狼早就來過。據北京市官員透露，早在1983年，垃圾簡單的填埋方式，就曾導致北京三環路與四環路的環帶區上垃圾成堆，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故而不得不緊急斥資23億元，趕工建設23座垃圾處理設施，才得以突圍。如今垃圾圍城重現，這20余年并非時間停滯的黑洞，其中顯然有大量可供探究的事實、可供問責的空間、能夠總結的經驗和教訓。這無疑值得公眾關注和追問，尤其值得相關官員們反省和檢討。

　　垃圾圍城的解決之道

　　垃圾圍城在即，然而破局的辦法、突圍的路徑，卻值得進一步討論。值得注意的是，近來許多有關垃圾圍城的報道，都提及了垃圾處理中的爭議，不時出現“反燒派”和“主燒派”的字眼。而一個更為有趣的現象則是，位于山西大同南郊，日處理1000噸垃圾的富喬垃圾焚燒廠，在不少報道中出沒，并稱國家環境分析測試中心出具的檢測報告顯示，這家運營近一年的垃圾焚燒廠，一級致癌毒物二噁英排放量為每立方米0.034納克，不僅低于1納克的國家標準，還低于0.1納克的歐盟標準。專家宣稱，二噁英排放只要低于歐盟標準，“就比世界上任何城市的空氣干凈”。

　　在過去兩年中，以廣州番禺居民反對在居住區附近修建垃圾焚燒廠為代表，全國發生了30多起反垃圾焚燒維權抗議活動。其中，垃圾焚燒管理不善導致劇毒物質二噁英排放危害公眾健康是事件的主要誘因。廣州李坑垃圾焚燒廠附近永興村居民癌癥高發與垃圾焚燒之間的明顯相關性就是例證，卻至今未得到公開透明的處理。

　　以BOT模式（一種政府特許，私人資本參與建設、經營，期滿移交給政府的模式）施行的垃圾焚燒建設項目，享有政府垃圾處理補貼和上網電價補貼是其主要利潤來源，其中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沖動，云山霧罩，公眾所知甚少。因此，必須警惕特殊利益集團利用垃圾圍城困境，為垃圾焚燒不顧條件的大干快上鳴鑼開道的傾向。

　　必須承認，在技術達標、管理完善、監管到位的前提下，焚燒發電不失為垃圾處理的一種手段。但是如何滿足這三大前提才是問題的關鍵。同時，要對垃圾處理方式做出更為冷靜明智的判斷，還應對世界上現有垃圾處理技術概況有全面的了解，有充分的比較。

　　事實上，世界上已有多種取代垃圾焚燒的技術，包括機械分揀生物處理、厭氧消解法、高壓蒸汽熱處理法、等離子汽化法以及這些技術的組合。資料顯示，24種垃圾處理技術的排名中，焚燒位列19。其效率比排名第一的生物處理技術低228%，比排名第二的等離子汽化―高壓處理技術低211%。在歐美、日本等使用焚化爐最早最多的國家，目前正紛紛關閉垃圾焚燒發電廠。德國、荷蘭、比利時、意大利等國，還相繼頒布了《焚化爐禁建令》。

　　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垃圾處理通常分為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處理。前者的目的是確保垃圾不危害公眾安全衛生。后者則是將垃圾視為再生資源予以科學合理利用。政府身為公眾利益的代理人，應當毫無疑義地將垃圾的無害化處理視為在這一問題上的行政作為核心和重點，同時也是責任的根本和關鍵。也就是說，政府只有在做到了垃圾無害化處理的前提下，才能涉及諸如垃圾焚燒這一類的資源化處理手段。只要具備常識，就會清楚地意識到，這是一個不容辯駁的事實，也是公眾反對垃圾焚燒發電的關鍵。

　　總之，無論什么地方、哪個城市，要從垃圾圍城中突圍，必須從垃圾分類做起。作者：令狐補充

編輯：程海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