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垃圾圍城———中國的垃圾總量每年以持平或者略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在增長。

    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垃圾處理一直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由垃圾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近年來更是集中爆發。

    填埋，不僅占用有限土地資源，又對周邊環境造成污染；焚燒，產生的二惡英氣體或可致癌且代價更高。

    一般而言，垃圾的前期減量化處理如果到位，填埋和焚燒的比例便可降低。而實行垃圾減量化的關鍵，是對垃圾進行分類處理。在目前并沒有對垃圾處理困局有一個很好的解決之道的情況下，先做好垃圾分類，無疑是第一要務。

    盡管政府在垃圾處理的問題上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但，這仍需多部門及公眾的積極配合。包括環保、環衛部門以及社區、居民等等。

    而建立垃圾資源產業體系，即廢棄物減量行業、廢棄物分類回收行業和廢棄物再加工再利用行業，或許是有效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

    垃圾圍城1：垃圾進山 村民離場

    如今，那些居住在離垃圾場不足兩公里遠的二百八十五戶村民，已不堪忍受刺鼻的臭味，然而，他們又無力離開自己世居的家園

    法治周末見習記者 王峰 法治周末記者 韋文潔

    發自四川廣安

    7月5日，三五成群的村民聚集在304省道邊一家小賣部里，小賣部的外墻上，寫著一個大大的“拆”字。

    這是四川省廣安市岳池縣普安鎮一座普通的村莊，這是一群普通的村民。這些村民以往生活的中心是種田，但山多地少的困境令村民難以致富，青壯年紛紛外出打工。

    2005年，斑竹園村100多畝稻田和果園被政府征用，建成了廣安市生活垃圾處理中心———廣安市最大的垃圾場。

    如今，那些居住在離垃圾場不足2公里遠的285戶村民，已不堪忍受刺鼻的臭味兒，然而，他們又無力離開自己世居的家園。

    垃圾被直接填埋

    高橋村和斑竹園村本是廣安市丘陵地帶中的兩個小山村，但304省道的修通，讓這里成為廣安市三縣一區的中心，被選中為處理全市生活垃圾最理想的地點。

    2002年初，廣安市生活垃圾處理中心破土動工，廣安市以每畝9000元的價格征用了斑竹園村100多畝地。2005年6月，垃圾處理中心竣工并試運行。

    垃圾場地處斑竹園村6組。起初，6組的村民滿心歡喜地等待垃圾場的建設。村民說，政府最初告訴他們在垃圾場旁邊再建5座工廠，“這些工廠招工時肯定會先招6組的人嘛”。

    那些工廠并沒有建起來，垃圾場只是從村民中招了10名垃圾分選工和二三十人種草木。

    但到了2007年8月，10名垃圾分選工也被辭退了，運來垃圾場的垃圾不再經過分選，而是被直接填埋。

    負責垃圾場運營的廣安愛眾環保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蔡上說，放棄分選是因為垃圾場放棄了堆肥的處理方式———垃圾被分選后，分離出有機物再加工成肥料。

    對垃圾堆肥處理要求嚴格的垃圾分類，尤其是分選后的垃圾中不能有電池，否則將直接危及人的食物鏈。此外，“十幾臺分選機器開動起來能耗巨大，成本太高”。

    3400多萬元的分選設備從此處于“維護”狀態。從各地運來的垃圾于是被一股腦兒倒進了斑竹園村的山溝里，難忍的惡臭和撲不走的蚊蠅開始向村民襲來。

    當風從垃圾場的方向吹來時，村民們都不敢開窗。和垃圾場斜對門的魏玉華一家干脆選擇了搬走，至今，她已在鎮上租了4年的房子。

    村民們開始在垃圾場門口堵路，讓愛眾公司不得不尋找減少蚊蠅和惡臭的辦法。

    2007年4月，他們從宜賓市買來了“國內先進”的微生物環保制劑，聲稱殺滅蚊蠅90%以上。當地《廣安日報》的報道稱，“除了斷斷續續聞到少許異味外，濃烈的臭氣消失了”。

    當年，由于蚊蠅過多，當地政府給垃圾場附近的每戶村民發了兩塊粘蒼蠅的膠帶。

    實際上，在四川省環科院2003年給垃圾場做的環評報告上，就清楚地寫著垃圾場500米內有24戶124名村民需要搬遷，但直到現在，他們還住在那里。

    至于為何沒有搬遷居民就開工建設，愛眾環保公司副總經理蔡上解釋，垃圾處理中心是當年廣安市的重點項目，另外，“這個項目一開始是私人運營，因此急于趕工期”。

    但之后，這個私人老板因資金使用問題被取消運營資格，由廣安市國有企業愛眾集團接手。愛眾環保公司就是專門為運營垃圾場成立的公司。

   38米深井打出黃色飲水

    高橋村村民李昌能拎出了自家的水桶，里面淺黃色的飲用水是從一口38米深的新井里打上來的。以前村里的幾口井，打出來的都是黑水，已被封上了。

    “打出來的水，燒開了還有異味兒。”當地村民說。

    李昌能的老伴拉過自己的孫子，褪去他的上衣和短褲，露出一身紅瘡。

    在村民李國成的家門口，抬頭就可以看見建在山溝里的垃圾場那巨大的堤壩。他提到了垃圾場對周邊環境的影響。

    2002年建這座壩時，李國成還上去打工，扛過石頭。但眼前的李國成如今瘦骨嶙峋，已不能長時間走路，還不停地咳嗽。

    垃圾填埋會產生滲濾液，愛眾環保公司為此專門建設了日處理規模100噸的廢水處理系統。

    但這座不大的廢水池一遇雨天，污水便會滿溢而出，盡管后來垃圾場又買了兩輛運輸車專門在滿溢時抽水運走，但愛眾環保公司也承認，“這只是杯水車薪”。

    這座廢水池就建在村民陳水兒的稻田里，她的家也在幾步開外。去年，陳水兒因為痢疾去了三次醫院，每次都花1000多元，今年已經去了兩次。

    垃圾場的堤壩本身也有問題。這座堤壩設計時下半部分是防滲的漿砌，上半部分是不防滲的干砌。如今，堤內的垃圾漸高，污水已不是全部流入污水池，而是從堤上縫隙滲出，直接流入耕地的溝渠。

    這條溝渠連接著山里的小河，小河又與岳池縣境內的新民河相連。高橋村民說，以前新民河里有魚有蝦，人們夏天在河里游泳，如今河水已成黑色。

    對此，垃圾場也無能為力。“堤壩吃力太多，拆了上半部分重建，很可能會導致潰壩。”愛眾環保公司技安部主任王成貴說。

    其實，在垃圾場的環評報告里，對堤壩的防滲問題早有預見，但直到垃圾場建成也沒有整改。

    當然，這份環評報告也有蹊蹺，垃圾場2002年初就已動工，但環評報告2003年4月才正式出臺。

    《法治周末》記者來到垃圾場的污水池時，池邊村民灌溉的水渠里正流著發臭的黑水。部分村民的農田已撂荒，“因為種出糧食也沒人敢吃”。

    但愛眾環保公司的解釋是，公司每年都會按每畝1200元給村民補償，這個價格比他們糧食的收成還要高，村民便不愿再種地。

    這個垃圾場同樣處理廣安市的醫療垃圾，愛眾環保公司稱醫療廢物采用高溫蒸煮處理，但目前醫療處置項目尚未運行，有村民稱醫療垃圾也是向垃圾場直接傾倒。

    無法搬離的家園

    憤怒的村民曾找到垃圾場和當地政府，要求其為村民每年進行免費體檢，但遭到了拒絕。

    一名斑竹園村6組的村民說，他們找到鎮政府要求免費體檢，鎮政府要他們找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又跟他們說“你們自己掏錢就給你們體檢”。

    但將村民搬離垃圾場仍被提上日程。2007年，廣安市政府著手解決村民搬遷問題，285戶1055人被劃入搬遷范圍。

    已有零星居民的住房被拆掉，但絕大多數村民拒絕拆掉自己的房子，他們的理由是政府的補償標準過低。當地政府給村民房屋的補償標準是每平方米380元和每平方米500元，不搬遷的村民則只給20%的補償款。

    這樣的標準在當地村民看來根本不夠再建起一座新房子。在已拆掉的房子廢墟上，廢磚遍地，村民說雇人把這些材料背上山還不如買新的。

    在補償規定里，室內附屬設施搬遷補助按每戶200元進行補助，但村民們說，200元修一個豬圈都不夠。有的村民建好新房才一兩年，借的債務或國家貸款還沒有還清。

    為了搬遷村民，當地政府特意規劃了幾個居民新村，要求村民必須按照政府規劃的房屋樣式造新房。304省道邊上幾座被刷了白色涂料的房子據說不用搬遷，村民說房子的仿古外表是當地政府統一刷的。

    斑竹園村3組的新村選址就在他們屋后的小山坡上，如今這里只是一塊劃了白線的平地，這個選址距離垃圾場正好500米。3組的兩戶選擇了不搬遷，因為他們的房子離新區選址只有5米遠。

    斑竹園村地處丘陵，幾乎沒有大片平地，為了把地基平整，規劃中的新村很多是填方，地基不牢，需要打樁、倒地圈梁，“這是一筆相當大的資金，相當于房屋造價總額的10%”有村民說。

    “有干部跟我們說，你們不用把新房建太好，等垃圾場2期建起來，你們還得搬。”3組村民吳必洋說。

    目前的垃圾場將在2013年達到容量極限，目前2期還未經過專家論證正式確址。2003年的環評書上，在目前垃圾場北邊翻過一個山頭，預留著一個更大的山溝。

    斑竹園村6組的新村選址則要占用別村的土地。目前，這個組200多口人只剩下4畝多耕地。

    村民們因占地“被農轉非”，此后當地政府答應了村民享受低保的請求，規定每戶人家有一人可以享受每月200元的農轉非補助，另一人享受每月55元的低保。

    有村民說，他家里7口人也只有每月的255元。

    這項從2007年啟動的搬遷目前仍在僵持。沒有人在新址建房，“村干部把自家房拆了，但也是在外面租房住”，有村民說。

    而在20公里遠的廣安市區，正在為爭創全國衛生城市努力著，在廣鄰高速的市區入口路邊，掛著一塊路牌，上面寫著“臟車不準進入市區”。

 　 33歲的自由攝影師王久良喜歡稱自己為“社會工作者”，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使社會變得更美好。

    從2008年10月開始，他用一年時間拍攝了北京周邊的450多座規模較大的垃圾場。這些垃圾場往往有上萬平方米的規模，密布在北京的五環和六環附近，將北京城團團包圍。

    2009年12月，這些當時尚未全部完成的作品命名為《垃圾圍城》，參加廣東連州國際攝影家年展，奪得年度杰出藝術家金獎。

    《垃圾圍城》，引發了輿論對于垃圾問題的強烈關注。

    王久良由此對垃圾問題產生了深深的憂慮。他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就他所見，大量垃圾對水的污染是極其嚴重的。

    他說，因為垃圾的堆放不是想像中在平地上堆起垃圾山，而是堆放在很深的大水坑、大土坑等低洼的地方，這樣，垃圾本身產生的滲濾液和浸泡垃圾的雨水、甚至建筑垃圾中的堿性成分，都會對地下水產生污染。

    “地表水是流動的，地下水是相通的。這樣，A地方有垃圾場，是不是對B地方就沒有影響？不是這樣的。這個現象在北京周邊相當普遍。”

    北京市通州區宋莊鎮雙埠頭村北邊有一個大水塘，幾乎100%的水面都被垃圾覆蓋。這個水塘面積大概有一萬平方米左右。此地居民的飲用水源大概在地下200米左右，但是居民發現，水被污染了。

    王久良去拍攝的時候，居民告訴他，飲用水一陣青一陣黃，聞的氣味和喝起來的味道都不大對勁。

    北京市國家經濟產業園區南側，有一片水域，大概21萬平方米，“能有多臟就有多臟”。遠遠看去，水面上是一片綠草，但是走近了才發現，綠草是長在厚厚的垃圾上的，而且水底也有沉淀的垃圾。整個水域，從上到下的分布是：草、垃圾、水、垃圾。

    王久良說，令他擔心的還有，污水處理廠和糞便處理場建在一起的現象特別多。亦莊經濟開發區、大興、豐臺、門頭溝、昌平等等地方都非常普遍。

    北京只有幾個單獨處理糞便的處理廠，比如高碑店、酒仙橋。

    王久良說，在大興區有個垃圾轉運站，周邊是蔬菜大棚種植區，都是外地人承包種菜，澆菜水的機井就在一個大的垃圾坑邊上，整個水面被漂浮的垃圾覆蓋。

    菜農意見很大，但是他們告訴王久良：“我們也不敢說什么，我們也是租人家的地兒。”

    盧溝橋以北鷹山以南的永定河西岸，是2013年世界園林博覽會的未來舉辦地。就是這里，有縱跨三千多米的“垃圾迷城”，“身處其中放眼四望，到處都是垃圾，到處都是拾荒者的簡陋窩棚”。

    王久良在北定黃莊拍攝時，居民幾乎是向他控訴：“垃圾就這樣隨便堆在我們家屋后，一到夏天，我們家全是蒼蠅。一打藥，地上厚厚的一層蒼蠅。”

    而且，顯然，這些垃圾并非安安靜靜地躺在填埋之地。垃圾焚燒，在王久良的拍攝過程中，幾乎無所不在。

    “幾乎每一個垃圾場都是著火的，一天24小時冒煙，我可以負責任地說，99%都在焚燒。可能有的是自燃，有的是被點著的。”

　　垃圾圍城3：反燒派：焚燒需要更大代價

　　法治周末見習記者 溫泉 法治周末記者 朱雨晨

　　反復出現在趙蕾夢境中的情景是，捏著鼻子到處找新鮮空氣，卻怎么也找不著，感覺特別憋氣，然后就憋醒了。

　　過去兩年中，這個愛跳肚皮舞的30多歲時尚女郎，由于自家及周圍小區難以忍受的惡臭，而不得不數次到不遠處的垃圾填埋場進行“暗訪”。

　　2008年8月24日，趙蕾的7000字長文在論壇上發表之后，北京朝陽高安屯的“垃圾反擊戰”由此打響。2009年年中，高安屯的質疑之聲未落，阿蘇衛的反對之聲又起。

　　同在2009年，廣州番禺區居民對要建設的垃圾焚燒廠提出質疑，其余各地反對建設垃圾焚燒廠的質疑也不時見諸報端。

　　而首都的示范意義，使得北京的一舉一動都被密切關注。垃圾處理方面的政策，北京今天的方向極有可能就是中國未來的方向。

　　高安屯不相信鮮花

　　6月26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邀請近10位居民參觀朝陽區高安屯垃圾填埋廠、餐廚垃圾廠和焚燒發電廠等垃圾處理工廠。被邀請的代表，除了像趙蕾這樣高安屯周邊的居民之外，還有阿蘇衛焚燒廠周邊的。這被媒體解讀為“北京游說反焚燒派”。

　　根據公開報道，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由北京市朝陽區和金州環境集團共同投資，總投資額9.5億元人民幣，是北京市第一家，也是目前亞洲單線處理規模最大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每天可焚燒1600噸垃圾。

　　迎接居民代表的，不是撲鼻而來的臭氣，而是寬敞的馬路、潔凈的廠房，還有盛開的鮮花。

　　據《法治周末》記者7月3日實地采訪了解，高安屯垃圾填埋場的臭味問題，近兩年來確實得到了較為有效的治理。

　　在填埋場為草坪拔草的工人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高安屯垃圾填埋場西邊的路洗得特別勤，西邊靠近路邊的地方還要噴類似于“香水”的東西。但是，他告訴記者，臭味并沒有完全斷絕，在天氣特別熱的時候，比如中午，還是能聞到。

　　當天下午，記者繞垃圾填埋場一周，發現西邊沒有什么味道，但是有南風吹來時，北、東、南三個方向還是有難聞的氣味。

　　離高安屯垃圾填埋廠不遠的馬各莊居民黃女士告訴記者，前年居民對臭味的意見最大，每隔三五天就有記者來采訪，去年和今年就好多了，基本聞不到什么臭味了，也沒人反映臭味問題了。

　　另外，參觀項目中有一個醫療垃圾焚燒廠，趙蕾問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醫療垃圾焚燒廠是否拿到了“運行證”，因為之前她向北京市環保局申請信息公開時，環保局答復說還沒有給這兩個單位發運行證，因為在進行“設備調試”，但是工作人員表示他們有“試運行證”。

　　“早就超過試運行的期限了。”趙蕾認為，這違反了相關法律規定中試運行期不能超過一年的規定。

　　阿蘇衛的居民代表“驢屎蛋”等也表示，從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的運行情況來看，很多技術尚未得到完善，居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應上馬新的焚燒項目。

　　“二惡英從阿蘇衛到天安門只要1分鐘”

　　政府主張用焚燒的方法來處理，理由是目前的垃圾焚燒技術比較成熟，可以達到對環境安全的程度；居民反對焚燒，因為焚燒產生的二惡英被認為是致癌物，居民認為中國目前還沒達到能夠控制這種致癌物的水平。

　　“主燒派”與“反燒派”，開始了辯論。

　　這其中涌現出了阿蘇衛垃圾焚燒廠周圍的居民代表““驢屎蛋””，其真名為黃小山，是一名律師。他花了半年時間，拋開律師業務專門研究垃圾問題。居民們“自我科普”，組成小組、分工協作，最終拿出了一份厚達77頁的民間研究報告《中國城市環境的生死抉擇———垃圾焚燒政策與公眾意愿》的民間報告。

　　但“驢屎蛋”告訴記者，民間遞交的長達70多頁的報告所提的建議，并沒有收到官方的正式反饋。

　　熱熱鬧鬧的媒體報道過后，大家在猜測反燒派會不會取得勝利之時，5月13日，市委書記劉淇，市委副書記、市長郭金龍等領導到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餐廚廢棄物資源化處理中心等參觀調研。

　　現在趙蕾的想法是：“我知道高安屯垃圾焚燒大概是擋不住了。我就希望我們的這些行動，能使政府不要在別的地方再建更多的垃圾焚燒廠了。”

　　“驢屎蛋”曾接受央視《新聞調查》的采訪。現在，他還存有一線希望，希望自己在節目中所表達的觀點能夠說服決策者，改變垃圾焚燒的策略。

　　在他看來，這是一項“產業政策”，決定著中國未來垃圾處理的方向。

　　現在，他反對垃圾焚燒的思路和理由越來越清晰了。

　　他告訴記者，他承認垃圾焚燒這項技術，但是垃圾焚燒在中國進行，需要具備四個前提：嚴格的立法、嚴格的監管、嚴格的垃圾分類、充裕的資金。目前這些基本的前提一個都不具備。

　　根據“驢屎蛋”的研究，在國外，垃圾焚燒都是政府掏錢在做。但是，目前在我們國家是用BOT(建設—經營—轉讓)的方式，由企業在做。

　　“企業做肯定是要贏利的。”“驢屎蛋”進一步解釋，垃圾焚燒是所有處理方式當中最昂貴的。尤其要使二惡英的排放達標，焚燒過程就必須達到一定的溫度。中國目前的垃圾當中，60%都是廚余垃圾，水分含量很大，這樣的話，焚燒的溫度就很難上去，要達到標準，那就要“往里邊灌油”，油的成本很高的。

　　“如果我是老板，我干嘛花那么多錢？別忘了企業是要贏利的！”“驢屎蛋”認為，企業天然的營利本能就決定了用焚燒來處理垃圾對公眾來說是不安全的，除非政府有充裕的資金自己來做這件事。

　　他記得在日本的考察現場，親口問過那里負責介紹的工作人員：“如果用你們的設備，燒我們中國的垃圾，行嗎？”對方搖搖頭說：“不行，因為垃圾的成分不同。”

　　至于立法和監管，從日本考察回來，“驢屎蛋”帶回兩大卷法律法規研究，結果越研究越寒心，我國目前在這方面的不完善甚至諸多空白是顯而易見的。

　　記者問“驢屎蛋”，如果政府最后還是決定推進垃圾焚燒，他會不會考慮搬家。“驢屎蛋”無奈地反問：“我搬到哪去？政府規劃了9個垃圾焚燒廠，把北京都圍住了，我搬到哪兒能安全啊？”

　　他接著說：“阿蘇衛到天安門的直線距離大約30公里，什么概念？阿蘇衛是上風上水的地方，焚燒產生的二惡英，從阿蘇衛吹到天安門，只要1分鐘！說實話，如果真的要焚燒，我們周邊的居民是‘燈下黑’，未必受影響是最大的。二惡英對人的影響不是通過呼吸，而是在空氣中沉降，落到蔬菜、水果上。”

　　垃圾分類為時不晚

　　曾經有人懷疑，一些專家和官員多支持垃圾焚燒，是因為背后有利益集團。

　　但是“驢屎蛋”認為，所謂的利益鏈并非有人猜想的專家拿了錢之類。而是發達國家在進行垃圾焚燒時，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現在，發達國家的技術有了，但由于進行垃圾分類使得垃圾少了，沒的燒了。于是，發達國家將目光投向發展中國家。“驢屎蛋”認為，把這個問題放到國際范圍內去理解才比較恰當。

　　提到垃圾分類，就不得不提垃圾減量化處理。

　　垃圾減量是解決垃圾圍城問題的根本出路，而垃圾分類是當前能夠達到垃圾減量目的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因為垃圾分類可以去掉生活垃圾當中能回收的和不易降解的物質，能夠減少垃圾數量達50%以上。

　　長期關注城市垃圾處理問題的媒體記者馮永鋒，因為工作關系，與北京環衛系統的官員和相關研究部門的專家和學者多有接觸。

　　在他看來，目前在城市垃圾處理問題上稱得上專家的，除了上述兩部門中的一些人外，還有公民和拾荒者。

　　他認為，在所有專家當中，“驢屎蛋”目前的水平確實不錯。“驢屎蛋”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也頗為自豪地表示，與一些國外的專家交流時，他們都對其水平表示驚訝，甚至有人覺得和一些所謂的專家談還不如和他談感覺更專業。

　　馮永鋒曾經對中國環境科學院退休研究員趙章元做過一次訪談，那時他對“垃圾分類為什么難以推進”和“焚燒方案為何如此受追捧”的問題還比較困惑。他當時覺得驅動焚燒有三個原因，一是很多城市覺得焚燒可以減少廢物量，讓它消亡了。二是有很多焚燒爐的生產廠商，包括國內和國際的大廠商在推銷他們的產品。第三，由于這兩年所謂節能減排，減少碳排放的概念，給焚燒爐提供了很好的托辭。

　　但是現在，他認為傾向于垃圾焚燒只有兩個原因，一是無知。很多相關官員對垃圾處理的問題都是“一問三不知”。

　　二是畏難。如果要做好垃圾分類，需要社區工作人員挨家挨戶地做工作、上垃圾分類設施等，難度比較大，再加上社區也沒有做這項工作的經驗。

　　馮永鋒曾利用空余時間，挨個去問過新聞宣傳中進行垃圾分類的“典型”社區，結果他發現“都是假的”。有人去參觀的時候就做做樣子，參觀的人一走什么都沒有。

　　馮永鋒對政府傾向于焚燒垃圾的一個立論的基礎，“北京垃圾填埋場4年后飽和”并不認同，他認為這是在“亂講”。拍攝過《垃圾圍城》的王久良亦不認同此觀點，他認為飽不飽和都是相對的，“要說飽和早就飽和了”。

　　馮永鋒說，臺北曾經遇到和我們現在類似的情況，當時政府也認為垃圾太多了，必須迅速處理，于是決定邊焚燒邊搞垃圾分類。結果焚燒設施建好了，垃圾卻減少了，不夠燒了。

　　“我們今天難道還要再走臺北的彎路嗎？”馮永鋒問道。

　　趙蕾感嘆：“反正垃圾分類是早晚的事，我們不分孩子分，孩子不分孫子分。”

　　馮永鋒則非常擔憂地說道：“其實我們現在搞垃圾分類完全來得及，根本不用規劃那么多垃圾焚燒廠。現在采用焚燒的方式來處理垃圾，比搞垃圾分類要付出更大的代價，當有一天真的有很多人患癌癥、要求賠償的時候，政府怎么辦？”

　　目前的處境是垃圾焚燒推不動，但更糟糕的是，我們實在拖不起，拖的結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環境都將受到影響

　　垃圾圍城4：拖不起的垃圾圍城

　　法治周末見習記者 陳霄 法治周末記者 陳磊

　　垃圾問題再次困擾首都北京。

　　一個形象的說法是，北京每天1.84萬噸的垃圾產量，如果排列當日裝載這些垃圾的卡車，能將全長約48公里的整個三環路一圈排滿。

　　北京，并不是唯一遭遇垃圾困境的大城市。

　　據統計，全國668座城市(不包括縣城)，大概有三分之二處于垃圾包圍中，其中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找不到合適的場所堆放垃圾。垃圾總量每年以持平或者略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在增長。“對垃圾的處理能力顯然沒有跟上城市化的節奏和步伐”，垃圾問題由此從“世界性難題”成為中國執政者迫在眉睫的待解困局。

　　主燒與反燒的較量

　　從北京市政管委會提供的數據來看，目前北京市對生活垃圾的處理，94.1%采用衛生填埋方式，3.9%采用堆肥方式，2%采用焚燒方式。填埋目前仍是垃圾處理最主要的方式，北京的情況，基本是全國城市垃圾處理的一個縮影。

　　當北京每年要拿出500畝土地用于垃圾填埋，卻仍使幾大垃圾填埋場以67%的超負荷率運轉不得不提前飽和關閉時，京廣滬這些寸土寸金的大城市，填埋這種垃圾處理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垃圾焚燒作為國際上比較常見的處理方法，最終提上了政府部門的議程。“垃圾焚燒是比填埋更好的處理方法，不僅能化解圍城危機，焚燒的熱量還可以轉化為電能。”北京市政市容委總工程師王維平的話代表了政府方面的觀點。

　　幾年來，深受垃圾問題困擾的一些大城市一直在堅持不懈地推動垃圾焚燒廠的項目建設，卻始終受挫于民眾堅定的抗議。政府與民眾、為困局的解決獻計獻策的專家，也隨之分成對立的兩個陣營———主燒派和反燒派。

　　除王維平外，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聶永豐和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是主燒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大城市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緊缺，焚燒在垃圾處理減量里必然占據重要地位，不管你想要不想要，國情就決定了這一點。”聶永豐接受媒體采訪時稱。

　　中國環境科學院退休研究員趙章元是反燒派的代表。“焚燒產生的污染是不可控制的，比如二惡英這種致癌物，至今無法確定人體最多能承受的量，即使像政府承諾的那樣達到歐盟標準，也不代表它對人體沒有危害。”他舉例說，日本和德國在焚燒爐附近，發現比較多的人患有癌癥，后來將大量爐子關停。

　　徐海云并不認可趙章元的說法和舉證：“數據很明確，從日本環境部的統計年鑒來看，20%的回收利用，80%是焚燒。”

　　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燦發向《法治周末》記者分析政府主燒的原因：“比起其他減量化處理措施，焚燒比較省事，是一種簡單化的處理；而且環衛部門也能從中爭取到大批的利益相關者。這導致政府和一些人集體來推動焚燒的事情，呼聲越來越高。”

　　實際上主燒派一直面臨這樣的指責。當年廣州為說服民眾讓垃圾焚燒廠項目通行，也采用專家論證方式，但后來有居民通過搜索，發現一名專家居然是全球最大的垃圾發電企業的副總裁，并且該企業近年正進軍珠三角地區垃圾發電市場，這個結果引發輿論一片嘩然。

　　民眾似乎成為垃圾焚燒推行的最大障礙。有媒體統計，2009年，全國就發生六起反垃圾焚燒的群體性事件，占十幾年來十大環保性群體事件的60%。

　　在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遭遇強烈反對后，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長張東毛曾對媒體表示：“目前的處境是垃圾焚燒推不動，但更糟糕的是，我們實在拖不起，拖的結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環境都將受到影響。”

　　垃圾分類難見成效

　　垃圾焚燒在巨大的爭議聲中，在政府的規劃中緩步前行。“與垃圾污染本身的危害相比，兩害相較取其輕”。

　　趙章元反對垃圾焚燒的另一重要理由就是，目前中國的垃圾分類沒有達到焚燒的前提標準。“混在一起燒的垃圾，污染肯定是不可控的”。

　　實際上，我國上世紀90年代就在京廣滬地區選取社區進行試點垃圾分類。2009年，上海市廢棄物管理處在啟動垃圾分類工作13年后開展社區評比，發現即便是成效最明顯的小區，居民的參與度也非常低，絕大部分“依賴于保潔員的二次分揀”。

　　垃圾分類試驗屢屢難見成效。“很大原因在于居民對分類的重要性還沒有足夠的意識，很多人也不太清楚眾多的垃圾應當具體歸入哪一類。”而一些市民同時表示，當他們發現自己費心分揀并分包的垃圾最終仍然被環衛部門歸到一起收走的時候，失去了持續的動力。

　　王燦發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其實焚燒并不是解決垃圾問題的最終辦法，“減量化才是垃圾處理的發展趨勢和最終途徑”。

　　國際上公認的對垃圾處理的原則也是先減量化，再資源化，最終才是無害化處理。

　　垃圾的減量除了倡導節約環保型消費以減少垃圾的產生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垃圾的回收利用。

　　垃圾主燒派也贊成垃圾的減量化和資源化。“但不意味著就不用再建焚燒廠，不能說只要預防疾病就可以不建醫　院。”徐海云認為。

　　但無論是反燒派和主燒派都承認，垃圾的分類是垃圾回收利用的基本前提。先分類，將有用的垃圾分揀出來后，最后剩下的垃圾再做無害化處理。因此，垃圾分類做得好的國家，最終焚燒的比例都非常低，有的甚至不足5%。

　　王燦發認為，推行垃圾分類其實并沒有那么難。“居民這塊就需要分成干垃圾和濕垃圾，剩下的細分可以由專門的垃圾分選廠來進行，像建筑垃圾用來填煤炕或者鋪路，一些廚余垃圾處理后用于漚肥等等，沒有那么復雜”。

　　他曾經考察過北京的一些郊區農村，發現措施和宣傳做得好的地方，垃圾分類對村民根本不成問題，“效果非常好”。

　　政府也在努力。今年北京將在600個小區和30%的黨政機關實施垃圾分類達標試點，并計劃明年實現50%城鎮常住人口垃圾分類達標。

　　它山之石

　　城市化進程中，垃圾處理一直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目前對垃圾處理只有三種方式———填埋、焚燒和堆肥。總體而言，在處理得比較好的國家，經過垃圾的前期減量化處理后，填埋和焚燒的比例都非常低。

　　縱觀國外，在以垃圾減量化和資源化為指導理念的國家里，都有著相當規模的垃圾資源產業體系———廢棄物減量行業、廢棄物分類回收行業和廢棄物再加工再利用行業。產業由政府與民營企業多頭經營，充分競爭。

　　王燦發也認為，中國現在環衛部門既是管理者又是運營者的雙重身份“不利于搞好垃圾處理，沒有競爭，而且現在環衛部門總把一切都當成垃圾”。可以像法國和新加坡那樣實行政府主導下的公私合營模式。

　　國外對垃圾的利用和處理的法律法規也非常多，比如瑞士早在2001年就立法禁止生活垃圾直接進入填埋場，芬蘭垃圾法明確規定垃圾制造者有責任將垃圾分類堆放等。而在中國，相關的法律法規還非常缺失，連王維平也承認，建造一個垃圾焚燒廠的五個基本標準里，“選址規劃、工程建設、工藝設備、操作運行，這四個目前我們都沒有”。

　　國外垃圾分類比較完善，與政府的多種努力也分不開。例如日本就進行了十年的全民教育，年年月月天天講；丹麥政府將社區垃圾回收工作做到每個居民家門口，創造各種條件為居民垃圾分類提供便利。

　　垃圾焚燒在國外也不會引發居民的過激反應———為了讓市民放心，不少國家和地區的垃圾焚燒廠都完全對市民開放，隨時接受市民的“突擊檢查”。

　　為促進垃圾減量化，國內許多研究者認為應當學習國外，建立垃圾收費制度。收費一來促使居民自覺減少垃圾量并可一定程度推動分類，二來可以為垃圾處理提供一定資金支持。“國外有按量收費，也有按房屋面積收費，我覺得中國可以借鑒后者。”王燦發說。

　　雖然反對將垃圾焚燒作為最終的解決之道，王燦發也承認，在目前的嚴峻形勢下，焚燒“并非完全不可行”。政府方面也在堅定不移地穩步推進。但沒有前提、沒有配套措施的焚燒，在管理上不盡如人意的填埋廠，都不足以平息來自民眾的擔憂。

編輯：劉永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