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處理的發展有其必然的發展規律。垃圾圍城或許是一個城市、地區或國家社會發展必然經歷的階段。發達國家于二戰后經濟開始高速發展，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加強生活垃圾管理。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則起步于改革開放后，上世紀90年代末才開始加強生活垃圾管理。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徐文龍院長在“2009中國固廢高級論壇”上的一席話，讓我們認識到：垃圾圍城不是我國特有現象，國外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城市建設發展過程中，也都普遍遇到了垃圾圍城的問題。同時，我們還應正視的是，我國垃圾處理“起步晚、起點低、發展快”，比發達國家或地區晚起步約30年。
在我國垃圾處理的起步階段，急劇膨脹的城市化進程使垃圾的產生量呈爆炸式增長的勢頭，給城市的環境管理帶來了空前的挑戰，借鑒與吸取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成為了我國垃圾處理進程的必由之路。而對于我國地域、城鄉間存在著的巨大差異，這些“他山之石”能否攻破中國的垃圾圍城呢？
談到如何借鑒他國經驗時，徐院長介紹說，1981年，日本針對建設垃圾處理設施時常遭到當地居民反對的情況，出臺了《處理產業廢物的特定設施建設法》，以促進垃圾處理設施的選址和建設。充分體現了不斷提高垃圾焚燒的排放標準、技術水平、建設水平，以滿足公眾的要求。
他還介紹到，由于垃圾焚燒處理技術的革新，國外許多垃圾焚燒廠建設標準和運營水平較高，建設在城市中心、甚至是居民區也是屢見不鮮的。比如，日本東京的中央焚燒廠距離日本皇宮僅3.5公里，日本皇宮周邊7公里范圍內有7座垃圾焚燒發電廠。奧地利維也納的Spittelau焚燒廠位于市區，距離居民區僅200米。法國巴黎的Ivry焚燒廠距離塞納河僅200米，距巴黎圣母院僅4.5公里。而我國，由于技術方面、經費方面、監管方面等原因，我國建成的垃圾焚燒廠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使得公眾對現代化的垃圾焚燒缺乏正確認識，將其“妖魔化”。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趙章元研究員列舉的實例印證了這一說法：重慶市長生橋垃圾填埋場2004年8月遭到村民阻斷，導致垃圾無法運入，使其迅速被4000噸垃圾圍困，占主干道一半。北京阿蘇衛、六里屯和高安屯等垃圾填埋場也曾多次發生居民示威、攔阻垃圾車輛，與警方發生沖突等事件。
法國威立雅環境服務集團中國代表處北方區經理張進鋒談到，德國經過過去15-20年的努力，效果顯著，許多年來廢物總量維持平衡，甚至下降；經濟增長和廢物產出之間的必然聯系也被打破：過去大量的需要處理，現今更多的是分類收集和回收。此外，德國還發展了一套高技術的現代垃圾處理技術體系，包括機械生物處理、厭氧消化和好氧堆肥，以及二次能源生產等技術。包裝物分選技術領先世界。
國信招標集團公司馬龍濱副總裁一語道中了我國垃圾處理處置的現狀：我國城市垃圾處理方式相對單一，基本采用衛生填埋、焚燒、堆肥三種技術垃圾處理。根據2007年的數據，全國655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1.52億噸，以上幾種形式的處理比例各占50.4%、9.6%和1.6%。
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同時，2000年，我國確定了符合我國國情的垃圾處理技術政策，堅持三化原則，即“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鼓勵垃圾減量和資源化綜合利用；衛生填理是“垃圾處理必不可少的最終處理手段”；“不具備天然防滲條件的，應采用人工防滲技術措施”；焚燒適用于進爐垃圾平均低熱值高于5000KJ/kg、衛生填理場地缺乏和經濟發達的地區。
張進鋒更是認為，垃圾問題不僅僅是環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環境安全的垃圾物流的管理已經超出了現有垃圾和環境管理部門的職權和能力范圍。如果沒有最高層面的國家行動，而只是行業行為，不能根本上解決問題，只能被動應付。在這場危機中，看起來是具體的一個個城市的垃圾污染問題，把問題歸結到一些表面的因素上：選址、環評、居民鬧事等，還沒看到國家行動和體系變革。
因此，在這一場綠色革命中，在借鑒他國經驗的同時，我國更應該走出一條適合中國自身發展的解決垃圾問題之路。（姚森婧）
編輯：姚森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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