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2018年，政策要求污泥填埋必須將含水率從出廠80%降到60%。也導致了一些只從眼前問題出發的污水處理廠，快速反應，盲目啟用相關工藝。如某污水廠投資800多萬元新上“增鈣回轉窯“工藝：石灰投加量根據濕污泥量（以含水率在80%為例）的20%到40%進行投加從而將污泥含水率降到60%。初期確實滿足了衛生要求，實現了污泥的穩定化和固化效果。但是巨大的增量效應和污泥泥質的變化，導致除了填埋別無去處的尷尬境地，同時石灰價格的上漲更加加劇了經營成本的嚴重性。

2020年8月，《城鎮生活污水處理設施補短板強弱項實施方案》印發，要求：限制未經脫水處理達標的污泥在垃圾填埋場填埋，東部地區地級及以上城市、中西部地區大中型城市加快壓減污泥填埋規模。在土地資源緊缺的大中型城市鼓勵采用“生物質利用+焚燒”處置模式。將垃圾焚燒發電廠、燃煤電廠、水泥窯等協同處置方式作為污泥處置的補充。推廣將生活污泥焚燒灰渣作為建材原料加以利用。鼓勵采用厭氧消化、好氧發酵等方式處理污泥，經無害化處理滿足相關標準后，用于土地改良、荒地造林、苗木撫育、園林綠化和農業利用。

同時，《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補短板強弱項實施方案》中也提到，地級及以上城市以及具備焚燒處理能力的縣（市區）不在新建原生生活垃圾填埋場，現有生活垃圾填埋場主要作為垃圾無害化處理的應急保障設施使用。

這就導致污水處理廠沒來得及將原有設施折舊到期就不得不重新選擇工藝路線。污水處理廠沒有及時跟上政策的腳步，提前布局、提前預判，也讓這樣的尷尬案例比比皆是。

治已病之病

治已病之病：關于已病，包括但不限于被中央環保督察組通報的各種污泥事件。也希望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筆者總結下來無非就是：

“積壓之病”，包括技術選擇導致高耗能經營無以為繼，以及處置端異動，同時也包括陳腐污泥的二次污染。某城市陳腐污泥量就達到40萬噸需要翻拋出來進行處理處置；“威脅污水處理廠穩定運營的第一大因素就是污泥沒有出路“(詳情點擊：王洪臣：污水處理廠穩定運營，需要破解政策難題)。

“牽鼻之病“，被之前路線和決策牽制而無法立馬補短板強弱項導致的問題。如，項目前期，地方政府將路線形成紀要文件，并且已經將服務權3年，5年，8年交給了第三方，如果第三方在服務期內出現運營等問題，也會給新一屆地方政府造成決策上的難度。

“割據之病”，不同地區，污水處理廠體量也不同，有2-3萬噸/日的，也有10-20萬噸/日的；有地方政府投資的，也有第三水務集團投資的；污泥處理費有包含在污水處理費里面的，也有不包含的；污泥處理有歸水廠負責，又有歸政府住建、城管和水務負責的；同時各個污水處理廠污泥工藝不同導致出泥含水率不同，無法形成統一處理處置路線。如，有的水廠使用帶式壓濾機或者疊螺機做到80%，有的水廠已經升級改造使用板框機代替了帶機和疊螺機做到了60%。這在工藝選擇上也造成了極大的難度。

“資金之病”，污泥處理處置設施的建設是一項耗資巨大的系統而又復雜的工程。一般財政收入太低的政府投不起，投不起的地區，環保投資公司又不投，項目投了的處理費又支付不起。據統計，目前我國污泥處理處置全成本區間在150-500元/噸，平均成本在270元/噸。折合到污水處理費中約合0.2元/噸。因此，政策支持和資金保障污泥資源化利用落到實處十分關鍵，各地政府將城鎮污水處理廠的污泥處理處置費納入年度預算，進行及時足額支付相關主體。同時拓寬融資渠道如發行地方專項債務，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到污泥項目中來。

文行至此，基于相關政策制定以及推進都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多方考量和論證，加之污泥問題的復雜性，筆者也怕誤導行業，所以處方暫時不敢貿然深入，仍需按照項目懸絲診脈。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城市污染控制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戴曉虎強調，在碳中和的背景下，未來污泥處理處置應以節能降耗及資源能源回收為目標，通過現有技術提升與綠色低碳技術開發，實現過程能耗降低、化學藥劑替代、逸散性溫室氣體控制，以及生物質清潔能源回收等，以提升我國污泥處理處置的碳減排水平。

相信，隨著污泥處理處置監管趨嚴化，常態化和國際碳達峰的整體規劃的推出，各地政府對污泥問題的研究科學化，以及在脫水干化這一卡產業鏈脖子環節各種顛覆性新技術對高耗能和成本的不斷突破和應用，從“重水輕泥”到“泥水并重”的跨越和實現將指日可待。

籍此拋磚引玉，希望引起社會的思考和共鳴，深入污泥行業問題的核心本質，若能為實現社會全面提升污泥無害化處置與資源化利用水平吹響哨子，紀大漂亮也算得償所愿，將備受鼓舞，就好比《皇帝的新衣》里面的小男孩喊出的“他可什么也沒穿啊“。

紀大漂亮

于2022年6月19日凌晨天津

污泥之路，還有很遠，我的第二階段行程已經在路上。在此，向一路上給與我支持和幫助的朋友，同仁致以誠摯的謝意。

作者簡介：

編輯：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