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濤：用高質量重新定義垃圾處理

時間：2022-01-05 09:25

來源：中國固廢網

作者：徐冰冰整理

懸在固廢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在上述背景之下，環保行業面臨諸多挑戰，不可能再按照過去的路徑走下去，領跑企業都在思考自己未來的發展戰略。傅濤具體分析了這五大挑戰。

首先，粗放性增長會接近頂部。雖然現在還有新的垃圾焚燒項目產生，但是速度、付費條件和競爭程度無法和原來相比，不能再靠原來的粗放模式實現“十四五”時期新的增長。

第二，環保低碳帶來外部約束。環保行業本來是以環境治理設施光榮誕生的行業，但現在已經被“裝、樹、聯”了，老百姓一旦不滿意給環境造成的影響，就會產生“鄰避效應”，會直接影響項目立項、運營甚至未來的發展，所以環保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制約。

撲面而來的低碳是另一個制約條件。低碳不僅僅講究周圍環境要保持干凈，而且要求對地球的擾動也要降到最低。二氧化碳排放本來已經是最干凈的排放，但是最干凈的排放也不能隨便排放，因為現在涉及到氣侯變化的排放總量。二氧化碳不能排放，二氧化碳的衍生溫室氣體等其他污染物更不能排放。因此環境產業多了很多外部制約，被捆住了手腳，但還得往前發展。

第三，垃圾分類帶來垃圾組分的變化。垃圾分類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在黨的號召之下推廣到了非常深入的程度。深圳是垃圾分類的示范城市，也是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改變了垃圾組份之后，原來摸索出來的混合垃圾處理方式在局部沒有了用武之地。

第四，支付壓力和補貼困境。環保行業最大的挑戰來自于支付壓力，中國經過這幾年的高速發展，地方政府比以前有錢了，但零花錢卻越來越少了，很多地方政府都變成了吃飯財政，能夠拿出來采購公共服務的資金越來越少。這造成賬期延長，政府付費不再那么痛快了，垃圾焚燒行業還好一些。尤其是沒有制約的領域，比如環衛和公共服務領域，政府拖欠賬款，嚴重影響企業收益。此外，補貼也在發生變化，垃圾上網發電的補貼價格要進行調整，這個調整也逼迫固廢企業從簡單粗放地把熱能直接發成電，這種簡單的大宗交易的方式，轉變成挖掘能源更好的新出路，而這些都需要個性化和具體化地落地。

第五，海外新市場的不確定性兩難。現在因為疫情和中美貿易的原因，海外市場有很大的政策性風險，受到巨大的挑戰。

因此，垃圾處理正在進入高質量時代，沿著原來的路子往前走難以找到方向。我們不妨改變一下視角，站在未來看現在，重新定義垃圾處理。

站在未來看現在，重新定義垃圾處理

關于垃圾處理的定義，傅濤談到，工業文明下，垃圾處理只是城市和工業的末端，垃圾處理企業守候在城市最臟最難的地方。從點上治理，發展到面上系統施治，都是城市與工業發展的保駕者。

生態文明之下，綠色產業深入的是環境治理的過程，兩山產業鏈接的是低碳和循環，環保行業已經從末端的環保上升為綠色、低碳和循環。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該政策讓環境產業在生態文明之下深入到綠色產業中，深入到二、三產業未來的資源綜合利用中，也深入到低碳減排中去。

傅濤引用熱力學定律中熵增熵減的說法，他認為，大自然中的很多過程都是熵增熵減的過程。使用時的分散是熵增，生物吸收能源實現熵減，人類的生產制造也在實現熵減。

物質的價值取決于組織化的程度，同樣的組成元素，價值會千萬倍差異。木炭、石墨、活性炭、金剛石都是碳元素的組合，但因為排列組合不同，精度就不一樣，產生的價值也不一樣。垃圾處理就是在改變組織化的程度。

舉個例子，一桌沒有吃過的飯混合倒在一起，會變成垃圾，雖然剛剛做好卻難以下咽，而垃圾分得細就會變成財富。垃圾本身就是無序混合的各種廢棄物的總稱，有害廢物就是物質在熵增熵減過程的無序釋放，從而影響周邊環境本底。

人類是自然之子，所產生的有機垃圾傳統是依靠自然完成閉合循環。之所以要垃圾處理是因為自然循環的速度和強度跟不上人類的占有與使用。

另外，城市與工業更加突出，大城市是因為循環強度大，人口密度大。工業是因為高溫高壓，使自然循環的難度加大，周期變長。因此需要人為的主動協助，這種協助就是垃圾處理的起因。

協助分為兩條路徑：一種是加速接通自然循環，進一步熵增到極致，像填埋場一樣，回歸自然本底；一種是不回歸大自然，在社會循環中垃圾再次熵減實現內循環，不直接回自然交換，類似工業的自用水回用。這是物質在不參與自然循環的情況下進行的人工循環。

這兩條路徑需要在生態文明的背景之下落地。生態文明時代，我們要把人與自然看成一個整體。空間格局要更大，不能只看一個小區，一個城市，要看到整個地球。時間尺度更長，不僅要考慮當下，還要考慮一代人，考慮下一代人。另外還要兼顧弱者公平，考慮整個社會的公平體系。

新生態文明之下，垃圾處理的五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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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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