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云：我國垃圾分類猶如“盲人騎瞎馬”

時間：2015-12-16 17:02

來源：E20環境平臺

作者：陳丹丹

二十年來，全國每年在垃圾分類上所投入的財政資金，不低于百億元，但卻收效甚微。

對此，12月12日，在由中國建設報、中國城科會中小城市分會主辦的“第二屆新型城鎮化暨中小城市發展大會”上，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徐海云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目前，我國的生活垃圾分類的現狀就像“盲人騎瞎馬，走到哪兒算哪兒”。

‘底數不清’

“中國其實是最早提出垃圾分類的國家。”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北京市政市容委副總工王維平說，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內眾多城市已經開始提倡垃圾分類收集處理：1993年，北京率先制定《城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對“城市生活廢棄物逐步實行分類收集”；2000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8個城市被列為全國首批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城市······

據了解，20多年來，全國每年在垃圾分類上投入的資金，不少于百億元，然卻收效甚微。以北京為例。僅2011年北京市內30%的小區，在垃圾分類方面，財政投入即達4億元，而垃圾的實際收取量卻不足產生量的10%，垃圾分類處境“尷尬”。

徐海云對此認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是一項煩瑣的、長期的、也需要一定投入的持續工程，我國現有的投資體制，尚不利于生活垃圾分類的開展。

首先，目前，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每個城市對垃圾分類都說不清楚。比如，對于一個城市，一個地區，每年收多少，缺乏有效統計。北京市和廣州市雖有這方面的調查數據，但還缺少廢品具體種類的數據。

其次，現實情況認識不清。目前每個城市都需要了解現實的分類狀況，差距在哪里，其次再是確定具體目標。

最后，對發達國家垃圾分類的真實情況，沒有搞清楚，而常常聽一些傳說，這些傳說經過幾次傳說以后，就變得越來越復雜。

徐海云指出，其實，我們國家垃圾分類資源化水平比任何國家都要高，已經不能再高了，提再高的目標，就可能搞不下去，必然面臨失敗。例如，歐盟今年易拉罐回收率爭取達到75%，2020年達到80%，相比我們國家是多少，肯定是接近100%，可惜沒有統計數據。

‘形式主義’流行

“近年來，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對垃圾分類，都表現出很大的重視。無論是長安街，還是北京西站，分類垃圾桶擺放的密度，可以說是全世界第一。”徐海云認為，其實這是在搞形式主義，并沒有做到實事求是。

“我們要實事求是的弄清楚現在的狀況，如果即不清楚起點，也沒有具體目標，更沒有實現目標的手段，只是盲目的放一些垃圾桶，反而會產生更多的垃圾。”徐海云指出，對于可回收利用的資源，應采取定點定時收集的策略。兩個貼著不同標簽的垃圾桶放一起，幾乎起不到將資源拿出來的效果，應將它們拉開幾米、幾十米甚至幾百米，最后實行定點定時收集，才算真正的垃圾分類。

“從微觀的視角來看，社區是最重要的垃圾分類節點，”北京環衛集團副總經理羅偉建議，為保障垃圾，從源頭開始，正確分類，應由保潔人員、垃圾分類的指導員、收廢品人員、把垃圾清運到垃圾樓的清運人員以及搞分類人員，五支隊伍，協同起來。

垃圾分類一項實實在在的經濟行為

垃圾分類以及資源化是一項實實在在的經濟活動，不是口號，也不是覺悟。

徐海云提到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現象，垃圾桶內的值錢的可回收垃圾都會被撿走。他表示，我國有近600萬的城市“拾荒者”，實際上在從事著二次分揀和廢品回收的分類收集活動。在此情形下，可考慮將可回收垃圾與廢品回收直接對接，以促進垃圾回收。

2011年，調查數據顯示，北京市有約17萬拾荒者，主要來自四川、河南等地。這些人通過翻垃圾筒、在垃圾轉運站、垃圾處理廠，對垃圾進行分選。 2014年，北京市的垃圾產生量，即進垃圾處理廠過磅的量大約是700萬噸，而通過這17萬拾荒者，分揀、挑選，運動到外地的玻璃、金屬、塑料紙、膠皮等垃圾800萬噸。“而如果沒有這些拾荒者，北京進垃圾處理廠的垃圾就有1500萬噸”王維平說道。

垃圾分類是一種經濟行為，而不是一種公益活動。徐海云指出，應將從事垃圾回收利用的“拾荒者”收編，為他們創造好的工作環境和收入條件，可實現低成本的垃圾分類，并提高回收利用率。E20環境平臺首席合伙人、E20研究院院長傅濤也曾表示，垃圾分類不應是一種志愿者的義務勞動，政府可用經濟手段刺激和控制，將大大提高垃圾分類收集的積極性。

編輯：陳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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