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吳江、番禺等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遭遇爭議，作為垃圾處理方式之一的焚燒方式成為了一個公眾話題，許多媒體加入論證的行列。從目前的輿論來看，某些宣傳報道處于無序和獵奇的狀態。政府如果不能采取措施向公眾傳達一種正確的聲音，必然會使問題向頑疾的方向越走越遠。
從目前垃圾焚燒處理問題引起的公眾爭議來看，二噁英、臭氣、房價是三個焦點。垃圾焚燒產生的二噁英是不是主要排放源，其危害程度如何，發達國家是否已經限制垃圾焚燒的發展，垃圾焚燒是不是落后的工藝？各種垃圾處理方式，如填埋場是否比焚燒廠更先進？這些問題需要給公眾專業的回答，而且是真正的專家來回答。11月12日，中國固廢網記者就這些焦點問題采訪了清華大學環境與工程系教授、清華大學固體廢棄物污染控制與資源化研究所所長聶永豐。
垃圾焚燒阻力重重 它山之石可以借鑒
說到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有許多具體利益牽涉到里面，比如房地產開發商、購房業主，各地政府能否通過城市規劃層面的提高，避免出現類似番禺這樣的問題？
對此，聶永豐教授說，目前這方面還缺乏很明確的法律法規，各個地方政府部門對土地利用各有考慮，不給批還不行，因為沒有什么法規說已經批了垃圾焚燒項目，周圍的土地就不能被批建住宅小區等建筑。所以，可能操作起來是有一些難度，這方面的法規還有待完善。垃圾焚燒項目對于周邊居民的影響，我們要認識到，但是過度的喧嘩實際上是沒必要的，包括對房地產商房價的影響，這也不是它獨家的事。地方政府在考慮建設垃圾焚燒項目時，會考慮多方面的情況。
聶永豐坦誠地說，“我覺得必須實事求是，有什么問題都講清楚。垃圾焚燒廠建設的影響除環境和健康外，還必須考慮在心理、社會和經濟等方面可能產生的影響。現代化的大型垃圾焚燒廠可以做到避免臭氣釋放外溢，二噁英排放濃度降低到0.1 ng TEQ/Nm3以下，但是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留下的‘惡名’卻往往會在群眾心理上有影響，因此從項目開始就需增加決策的透明度，加強互動、溝通和了解。焚燒廠的建設最主要的是應該為當地居民帶來方便和利益，而不是增加他們的擔心。這是需要考慮的問題，就像在國外有很多很好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談及國外垃圾焚燒情況，聶永豐對中國固廢網記者介紹，早期的一些焚燒爐有一些確實是有問題的，在二噁英問題提出后，西歐從1987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垃圾焚燒廠的數量是在減少，但是到了1994年之后，又一直在增加。在此期間所關閉的焚燒廠，主要是一些技術落后、燃燒不完全、尾氣處理不完善的小型焚燒廠，當然也包括一些規模較大一點但經技術改造后還達不到標準的焚燒廠。雖然西歐垃圾焚燒廠數量有變化，從總量上來說，小的焚燒爐是減少了一些，但是焚燒廠的平均處理規模和垃圾焚燒總的量是增加的。他列舉了幾個數字：在1993年時，歐洲的垃圾焚燒爐是415個，1997年變成275個，中間有所減少；但是1997年之后一直在增加，到現在又到了400多個。目前垃圾焚燒廠的數量與1993年大體相當，但處理處理規模增加，不能光從焚燒廠的數量上來看。
各國采用垃圾焚燒情況也不同。日本在1997年以后也關過一批小型垃圾焚燒廠，應該關閉了近千個左右，主要是小型焚燒爐。日本的問題是在1997年爆發的，主要是非正式運行的小型焚燒爐，也有一批大的焚燒爐比如日處理200-300噸的，水平不行，也有關的。但是，日本的垃圾焚燒規模一直在擴大，單個廠規模在擴大，總量還沒有變。
對于我國來說，也不能總是想著我們國家大，土地多，不用建垃圾焚燒廠；或者說建設高樓好，建設垃圾焚燒廠不好。
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專家委員會環境衛生專家徐海云也曾在由中國固廢網和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聯合主辦的“第六屆固廢高級沙龍”上表示，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具有占地小、處理時間短、減量化顯著（減重一般達70%，減容一般達90%），無害化較徹底以及可回收垃圾焚燒余熱等優點。至于大眾關心的“二噁英”問題，以及臭氣問題，現代的技術手段已經能夠解決，無論是歐美和日本，還是東亞地區的新加坡、韓國和中國臺灣都有很好的實踐。對于生活垃圾焚燒廠的選址和建設目前存在一些認識誤區，就是夸大了其危害性，忽略了其與衛生填埋相比污染物排放大幅度削減的作用。他列舉了英國一些大學決策學教材的案例故事：在英國歷史上，曾有過兩個重大的決策失誤。一個是否決將電力引進千家萬戶。當時許多人認為普及用電，就等于給每個英國人（包括小孩和壞人）都發了一把槍。另一個是否決將煤氣引進千家萬戶。當議會辯論時，那些反對者認為只要有一個不想活的壞人，去把這個巨大的“炸藥包”（煤氣）點燃，兩千多年的倫敦古城就將毀于一旦。
這里并不是要把垃圾焚燒發電與核電相比，只想說明對于垃圾處理要全面客觀分析，要從現實出發。我們要容忍和吸取類似綠色和平組織提出的觀點和意見，但政府決策部門不能變成綠色和平組織。世界上有反垃圾焚燒協會，他們反對一切焚燒，因為焚燒就有可能產生“二噁英”類物質。有些人提出“零”廢物或將全部生活垃圾進行資源化處理，垃圾全部資源化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但現在就實施，那就好比實施“烏托邦”社會，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垃圾焚燒：技術和工程存在差別 條件具備可達歐盟排放標準
那么，我國國內推行垃圾焚燒是因為國外廠商進軍中國，把外國淘汰的設備等進口到中國來嗎？聶永豐說，這不是主要原因。焚燒設備里有需要淘汰的東西，一些小型的落后設備等。但是，垃圾焚燒有好有壞，項目有大有小，不能說否定焚燒，認為它是落后淘汰技術。現在我們國內垃圾焚燒方面是先進和落后并存的。
具體到機械爐排爐這種技術，聶永豐評價道“成熟、可靠”。跟其他垃圾處理技術比它是先進的，當然，單純從技術先進性上來說，可能硫化床在燃燒方面比它先進。但是，用到工程上，機械爐排爐應該說是先進、成熟、可靠，沒有問題，要知道技術和工程不是完全一致的。
據記者了解，國外在將垃圾焚燒之前是經過分類的，那么，我國垃圾性質現狀對于焚燒是否會有不良影響？ 聶永豐認為，這個看法有部分道理。但是，我國的垃圾和國外的有所不同，是廢品回收以后的叫生活垃圾；國外的生活垃圾則包括廢品，所以它要分類回收；把廢品挑出去以后，對資源化和垃圾的減量化有一定的效果。現在我國基本上在家庭和社區層面，已經把該回收的廢品回收了。所以，這一部分如果再搞像國外那種分類，對垃圾的資源化和減量化貢獻不會太突出，并且推行比較難——國內許多城市分類收集試點的實踐說明了這個問題。
但是，這不等于我們現在不要做分類回收，聶永豐說，我國生活垃圾的特點是有機質和水分的含量很高（約60％），導致垃圾熱值較低，以及收運和處理過程產生臭味和滲濾液，污染環境。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垃圾里廚余垃圾含量太大，這是因為垃圾里的廢品除掉以后，沒有把廚余分離出去。雖然垃圾里的塑料袋、廢紙等可燃物質增加了，像北京地區，達到90%多，但是熱值沒有很明顯的增加，原因就是水分含量太高。如果垃圾分類能把廚余去掉，那么對提高熱值肯定是有一定效果的。當然目前在垃圾焚燒處理工藝上，可以通過在垃圾儲坑延長堆放時間，因生物發酵作用把垃圾里的水分減少，使進爐垃圾的熱值提高200大卡左右，但是這又帶來垃圾滲濾液處理的問題。
垃圾分類，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從改進垃圾無害化處理的角度出發，實行將垃圾分干、濕兩類分類收集，即把廚余垃圾單獨收集，那不僅對焚燒，對填埋、堆肥或通過分選進一步回收廢品都有很大的好處。這是由于干垃圾較易通過機械分選得到分離，同時工作場所的環境條件也能得到很大改善。有條件的地方如能把有毒有害的垃圾單獨收集，那就更好了。我國的廢品回收是出于資源目的、經濟目的的回收，不是西方那種環保目的的回收，這里面也帶來一些問題，比如有的垃圾應該回收，但由于價值比較低就沒有被回收。也應該值得改進。
以我國目前這種垃圾性質的現狀進行焚燒，如果能夠控制好，二噁英的排放是能夠達到歐盟標準的。要實現按歐盟標準排放，需要多方面條件保障：首先是設備能不能達到要求，其次是垃圾處理費是否到位，第三是企業是否做到不偷工減料，第四還需要政府的嚴格監管，等等。實際上，這是需要從很多方面考慮的問題。
正確認識垃圾焚燒與二噁英的關系
有人說，中國很多垃圾電廠二噁英排放遠高于歐盟標準。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聶永豐介紹，過去相當一段時間里，我國焚燒廠建設的二惡英排放控制標準，除大城市焚燒爐要求按歐盟標準外，大多數地方是按照國家規定的設計標準進行的，也就是說1納克這個底線。當然，采用技術政策推薦的焚燒爐型和按國家標準配置的煙氣處理工藝系統從技術上說它可以達到歐盟標準，但是由于處理費或者其他原因，它不愿意按照歐盟標準。當時建設時的國家標準是1納克，那么，整個處理費用的支付也就是按照這個標準。這些垃圾焚燒廠一般會按國家標準的一半排放，他們會認為，我只要比國家標準好就可以了。如果再對他們提出更嚴格的要求，那可能下一步他們就會提垃圾處理費的問題了。當然也不排除一些企業，在建設時投入資金比較慳吝，因為目前的垃圾焚燒市場還有些混亂，需要進一步規范，需要一個合理價格：既不能讓建設商和運營商賺太多，也不能讓它運營不下去，要尋找一個達到標準時的合理價格，需要一個平衡點。
這是早期建設的情況，一般是按照1納克的國家標準。從2006年后，按86號文件要求按照歐盟標準的0.1納克來要求的。
中國固廢網網友們現在也在對垃圾焚燒問題展開討論，他們的疑惑之一是，垃圾焚燒必然會產生二噁英，二噁英排放雖然達到歐盟標準，但因為二噁英很難自然降解，日積月累會對當地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嗎？
聶永豐說：“我覺得認識到這一點，實際上表明大家這一段時間，對二噁英的認識有進步。”二噁英進入人體，導致在人體內積累從而影響健康的途徑，是由二噁英的物理化學和生物特性決定的：二噁英不溶于水，溶于脂肪，易附著在土壤上，在環境中難以自然降解。排入大氣的二噁英在大氣中擴散過程中，通過干沉積和濕沉積不斷沉積到地面，并由土壤等進入食物鏈。目前在國際上形成的共識是：人體攝入的二噁英，通過空氣吸入和皮膚吸附進入人體的量有1%-10%，多數情況下1%-2%是通過空氣吸入的，90%－98％以上則是通過食物進入人體的。二噁英是累積性的，對人體的影響有其特點：它造成的主要影響是長期的、小劑量的，進入人體主要是通過食物，而不是空氣。
對于垃圾焚燒項目，其所排放二噁英時間長但濃度低、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主要考慮長期的日積月累過程會產生的影響。從環境質量的角度來說，實際上主要是要看土壤，因為土壤里的二噁英濃度是空氣里面沉積下來的。有的焚燒廠可能不按規矩辦事，有的則可能運作比較規范，不管他們排放多少二噁英在空氣里面，最終會體現在廠體周圍的土壤里二噁英的濃度增加多少：每年監測一次就能看出來，要監測土壤不同的部位。
聶永豐介紹，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推薦的人類長期日均安全二噁英攝入量，是每日每公斤體重1-4個匹克，不能比4個匹克高。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攝入基本上都在1匹克左右，有的國家還高一點。
削減生活垃圾污染應該是首要考慮問題
在說到垃圾處理方式的發展趨勢時，聶永豐認為，不管焚燒也好，填埋也好，任何一種技術都有優、缺點。所有的垃圾處理方式，都是為了解決垃圾所帶來的污染問題，為了減少垃圾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每一種方式，從堆放，到焚燒，都是在進步，隨著技術的進步，各種處理方式的“副作用”是越來越小，不是越來越大。關于垃圾處理，現在也沒有什么技術和做法是只有優點，沒有缺點的，現在比較的是一種方式帶來的利益大，還是弊端大。要知道，現在每家每戶使用的煤氣還存在爆炸風險呢。
徐海云說，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的正常運轉，首先是衛生的需要，垃圾處理的過程要安全可靠，處理的結果要滿足環保要求，處理的成本要與支付能力相適應，這四個方面缺一不可，又相互關聯。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如同其它環衛設施一樣（如公共廁所、垃圾收運設施），大家都需要但都不愿意放在自己家附近。正確認識NIMBY（not in my back yard，英文不要放在我家的后院的縮寫）就非常重要。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些矛盾，需要理性、需要實事求是、更需要民主。這里的民主不是少數人的意見，而是要有關的公眾全部參與。言論是自由的，但我們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我國目前處在轉型期，各種矛盾相互交織，這一點對于賦有決策責任的領導和影響決策的專家尤為重要。
現在有些垃圾填埋場即將面臨要封場，從技術經濟方面看，原有的垃圾收運系統還可以繼續使用，本來該場地建設垃圾焚燒廠是非常適宜的，但是，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有些人或單位預先就在填埋場周圍附近開發利用，反倒逼迫垃圾焚燒廠不能在原有填埋場建設，這實際上是少數人利益與公益的搏弈，政府將垃圾廠（場）搬到更遠的地方，支出必然加大，而那些參與搏弈的人獲得了額外的利益。
聶永豐認為中國固廢網網友及大眾、媒體關心垃圾處理方式是好事，建議大家以求真務實的態度，按照科學發展觀來看待垃圾焚燒。至于說，中國有些地方現在反對垃圾發電：六里屯、吳江、番禺等，這種反對是否理性，他不便發表評論，因為問題比較復雜。
總之，治理生活垃圾污染，真正削減生活垃圾污染是我們首要考慮的問題。
徐海云曾以親身經歷舉例說明：“作者也有幸參加過一次與某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附近居民代表的對話，有的代表引用專家的說法，美國、日本許多生活垃圾焚燒廠都關閉了，可這些專家根本就不了解美國、日本生活垃圾處理的真實狀況”；他接著說，在北京建設垃圾發焚燒發電廠時，有人提出海淀區是北京的上風向，不宜建垃圾焚燒廠。所謂的上風向也要客觀的理解，上風向和下分向是相對的，海淀的下風向也許就是朝陽的上風向，北京的下風向也許就是河北某地的上風向；如果因為海淀區是“上風上水”，海淀的生活垃圾要運輸到其它區縣處理，我們進一步延伸，北京的生活垃圾是否要運輸到北京以外地區處理。理論上如果將北京市的生活垃圾運輸到西北部的沙漠地區處理，由此產生成本應該由全體北京市民來負擔，這就要考慮全體市民的意見，如果需要每個市民每年拿出500元用于支出由此產生的成本費用，估計現階段大多數居民不會同意，盡管會有少數富有的人支付得起，但我想這并不能成為決策依據。現有的技術可以將焚燒垃圾處理的煙氣處理得比北京的空氣還清潔，但現實嗎？相應的費用我們大多數居民愿意支付嗎？
（作者：中國固廢網 全新麗）
編輯：劉永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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