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 2016-10-21 15:36
來源： 中國水網
作者： 紀鑫華
根據契約理論（Contract Theory）相關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中的成本交易為零和信息完全兩大假設不成立，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基于信息經濟學的完全契約理論、和基于新制度經濟學的不完全契約理論（incomplete contracting theory）。在PPP模式下，政府和社會資本通過PPP合同這種契約，來約定雙方在項目全生命周期的權利義務，但由于未來或然情況（contingencies）無法預見或約定、政府和社會資本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明確各方清晰權利義務的成本過高等原因，使得PPP合同無法窮盡政府和社會資本在未來各種或然狀態下的責權利，可見PPP合同是一種典型的不完全契約。而這種不完全性，很有可能會導致事前的最優契約失效、或當事人做出無效率的專用性投資等，進而導致PPP項目的效率損失。因此有必要借鑒“不完全契約理論”相關研究成果，通過再談判機制設計、剩余控制權配置、引入第三方、及盡可能完善契約及事后監督等措施，改善PPP合同的不完全性。
一、契約不完全性的相關理論解釋
經濟學中將所有的市場交易，包括長期的和短期的、顯性的和隱性的，都視作為一種契約關系。經濟學家很早就從契約或合同的角度分析問題，埃奇沃思在傳統經濟學領域第一個系統地提出了契約理論，用無差異曲線盒創立了契約曲線，以刻畫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下帕累托最優的短期契約集合，和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下帕累托最優的長期契約集合。但這些理論都建立在當事人信息對稱的基礎上。直至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羅納德?科斯（Ronald H. Coase）在《企業的性質》（1937）這一開創性論文中指出，“由于預測的困難，關于商品或勞務供給的契約期限越長，那么對于買方來說，明確規定對方該干什么就越不可能，也越不合適”，契約的不完全性第一次被正式提及。
科斯的追隨者交易成本學派和產權學派（或泛指新制度經濟學派），以及之后的格羅斯曼和哈特（Sanford Grosssman & Oliver Hart）（1986）、哈特和莫爾（Oliver Hart & John Moore）(1990)創建的GHM模型，進一步拓展了不完全契約理論的研究，并廣泛運用于經濟、法學、管理、政治哲學等領域。
經濟學上的契約不完全性是指契約沒有充分地狀態依賴（insufficiently state contingent）。哈特從三個方面解釋了契約的不完全性：第一，在復雜的、十分不可預測的世界中，人們很難想得太遠，并為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都做出計劃；第二，即使能夠做出單個計劃，締約各方也很難就這些計劃達成協議，因為他們很難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來描述各種情況和行為。對于這些，過去的經驗也提供不了多大幫助；第三，即使各方可以對將來進行計劃和協商，他們也很難用下面這樣的方式將計劃寫下來：在出現糾紛的時候，外部權威，比如說法院，能夠明確這些計劃是什么意思并強制加以執行。
二、充分認識到PPP合同不完全性的必然
在PPP模式下，政府和社會資本通過合同約定雙方在項目全生命周期的權利義務，但由于未來或然情況無法預見或約定、政府和社會資本的有限理性、明確各方清晰權利義務的成本過高等原因，使得PPP合同無法窮盡政府和社會資本在未來各種或然狀態下的責權利。
1、PPP項目的長期性導致對未來或然情況無法預見或約定
傳統的契約理論認為，契約規定了締約方的權利義務，這些權利義務有利于激勵締約方進行長期投資。Hart和Moore（2006,2008）則提出了一個互補性觀點：契約為交易關系提供了一個參照點，當事人簽訂長期契約是基于在柔性契約和剛性契約間進行的權衡。所謂柔性契約，是指允許當事人對事后不確定性做出適應性調整；而當事人簽訂的與未來結果密切相關、且對任何結果都不會感到失望的則是剛性契約。
對于PPP項目而言，若采取柔性契約，政府或社會資本有可能實施無效或低效的履約行為，這將會給項目本身產生無謂的損失，而剛性契約則可以降低這種損失的程度；但純粹的剛性契約也不利于充分調動社會資本的主觀能動性，以切實提高PPP項目效率。基于此，政府和社會資本應在契約的適應性和機會主義之間，尋求平衡的長期契約。
由于PPP項目實施可長達二三十年，在復雜的、十分不可預測的世界中，人們很難想得太遠，這其中小到原材料價格上漲、消費者偏好變化，大到項目技術工藝改革、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變化，尤其是目前社會資本較為擔心的政府履約意愿和履約能力等風險，都會對項目的實際經營情況產生影響。而在PPP項目前期準備、尤其是風險的識別過程中，無法充分預見到各項或然情況及概率，因此也就無法在PPP合同中為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都做出計劃。
2、PPP合同締約的政府和社會資本方都是有限理性的
作為PPP合作主體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在締約過程中是有限理性的，這里的有限理性是指“社會人”的理性是處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間的在一定限制下的理性。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認為建立在“經濟人”假說之上的完全理性決策理論只是一種理想模式，提出了滿意準則和有限理性這兩個命題，用“社會人”取代“經濟人”以糾正傳統理性選擇理論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選擇的預設條件與現實生活的距離。
政府和社會資本在PPP合同準備、及簽約過程中是有限理性的，其具體原因在于：首先，手段-目標鏈的次序系統很少是一個系統的、全面聯系的鏈，PPP項目前期簡單的準備更會導致不準確的結論；其次，政府和社會資本的知識有限，兩者既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又不可能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只要求有限理性；第三，由于客觀條件的約束，政府和社會資本在決策過程中也缺乏相關能力追求最優方案，PPP項目中也往往追求雙方較滿意的次優方案；最后，在PPP合同準備甚至簽約過程中，政府和社會資本也可能有意或無意地隱瞞部分信息，造成事實上的信息不對稱，進而影響到對方決策的理性。
3、PPP合同中約定各方清晰權利義務的交易成本過高
契約的交易費用是由交易環境（交易次數、不確定性）和交易特征（資產專用性）等所決定的。Tirole（1999）進一步將導致契約不完全的交易費用細分為以下三部分:一是預見成本,即當事人由于某種程度的有限理性, 不可能預見到所有的或然狀態;二是締約成本, 即使當事人可以預見到或然狀態, 以一種雙方沒有爭議的語言寫入契約也很困難或者成本太高;三是證實成本,即關于契約的重要信息對雙方是可觀察的, 但對第三方(如法庭)是不可證實的。
編輯： 趙凡
現就職于上海市財政局涉外經濟處，負責上海市PPP項目推進、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管理和清潔發展委托貸款項目管理，參與了財政部和上海市相關項目管理規章的制定，參與了財政部、上海市PPP相關課題。就PPP政策、風險管理、項目融資和項目落地等主題，在《經濟日報》、《中國財經報》、《中國財政》、《彭湃新聞》等發表數篇PPP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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