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0編者按 近日，“習馬會”成為熱點，環衛愛好者也很快扒出了馬英九先生親力親為推進臺灣垃圾分類事業發展的成功案例，令人艷羨。然而，在中國垃圾問題專家王維平看來，中國大陸其實最早提出了“垃圾分類”。2000年，原建設部公布首批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名單，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南京、廈門和桂林成為首批試點的8個城市，國內的垃圾分類進程開始加快。僅2011年北京市內30%的小區,在垃圾分類方面財政投入即達4億元,而垃圾的實際收取量卻不足產生量的10%,垃圾分類收運基本失敗。目前可以估算的是,每年每個城市在垃圾分類方面的投入達幾億甚至上十億計, 全國每年在垃圾分類上所投入的財政資金將不低于百億元之巨,但實際狀況收效甚微。 

盡管人們大多將德國、日本視為垃圾分類的先驅和典范，但在中國垃圾問題專家王維平看來，中國是最早提出垃圾分類的國家。據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提供的相關資料，1957年10月12日的《北京日報》就刊載道：本市城區將全面實行垃圾分類收集辦法：破布頭、爛銅鐵、玻璃和書報全部回收再生；煤渣、破碗盆用來制磚鋪路；菜根菜葉、雞腸魚肚、蛋殼雞毛及落葉雜草漚成了成本低、肥效高的好肥料。

然而，時至今日中國的垃圾分類已經發展到了怎樣的狀態？

15年前即提出垃圾分類試點城市

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垃圾分類始于1996年，北京市西城區福綏境街道大乘巷在“地球村”環保組織的倡導下開始先行垃圾分類。此后垃圾分類工作基本處于民間自發進行的狀態。直到2000年，原建設部公布首批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名單，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南京、廈門和桂林成為首批試點的8個城市，國內的垃圾分類進程開始加快。

作為試點城市之一，北京的垃圾分類工作在2009年后才開始取得實質性進展。同年4月，北京市委市政府發布了《關于全面推進生活垃圾處理工作的意見》（以下稱，意見），按照大類粗分的標準，將居民生活垃圾分為可回收物、廚余垃圾和其它垃圾三類。意見發布后，北京市擬定了“十二五”時期生活垃圾分類系統建設規劃，制訂了“2012年度在全市完成600個垃圾分類達標試點小區，使城鎮地區居住小區垃圾分類達標率達到50%以上，2015年城鎮地區居住小區垃圾分類達標率達到80%”的目標。

多年以來，倡導“垃圾分類”卻收效甚微

據不完全統計，居民小區實現垃圾分類步履維艱。僅2011年北京市內30%的小區,在垃圾分類方面財政投入即達4億元,而垃圾的實際收取量卻不足產生量的10%,垃圾分類收運基本失敗。

北京市安貞某社區。廚余垃圾桶是空的，可回收垃圾桶內倒全是廚余垃圾。財政每年數千萬資金投資的垃圾桶，基本上就是個擺設。 

再看杭州市, 主城區1381個生活小區，75%的小區垃圾分類已經合格，小區70%的居民能做到正確分類垃圾、正確投放；但負責直接處理分類垃圾的杭州環境集團給出的數據是：全市每天3500多噸垃圾，其中分類垃圾只有800多噸，比重不到25%。

2014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廣州市垃圾分類公眾知曉率高達90%以上，但公眾參與率不足30%，公眾分類投放率僅10%左右。公眾不是不知道要分類，也不是不贊成垃圾分類，但就是有大部分公眾不付諸行動，理由很多，諸如“垃圾桶分類標志不清晰”、“無獎懲措施”、“前分后混不分類也沒用”、“別人沒分我分也沒用”等等。

在公共場所，垃圾分類箱往往形同虛設。在廣州的一些主要街道兩側，隨處可見具有“可回收”“不可回收”垃圾分類功能的垃圾箱，但記者發現，很多這些垃圾箱卻形同虛設，并沒有真正起到垃圾分類的作用。據環衛工人反應，很少看到有人是看清楚了分類再丟垃圾，不少市民都不會注意垃圾分類，還是怎么方便就怎么扔，經常有市民將垃圾隨手丟在路上。

目前可以估算的是,每年每個城市在垃圾分類方面的投入達幾億甚至上十億計, 全國每年在垃圾分類上所投入的財政資金將不低于百億元之巨,但仍然收效甚微。

垃圾分類到底難在哪里？既要方便處理，又要高效回收利用，出路竟在何方？

垃圾分類，應是一項系統工程

在上海市環境工程設計科學研究院院長張益看來，就實際效果而言，中國的垃圾分類已經做得很不錯了。“我經常跟西方國家的相關人士交流說，為什么中國的垃圾分類分的比你們好，主要是從結果來看，回收利用率更高，進末端處理處置設施的垃圾分得更徹底。”張益說，北京、廣州等地做過樣本統計，得出的結果是我國的垃圾分類利用率達到30%以上，大于歐美國家的20%—25%。

拾荒者等非政府力量不可忽視

在中國，進到垃圾桶里的垃圾，其成分與家庭產生的原始垃圾相比，實際上已經有很大的變化。張益表示，一方面，家庭中產生的廢舊報紙、紙板箱等已經通過一些渠道進行了回收，但是環衛部門的統計并沒有把這部分垃圾的回收利用計算在內；另一方面，參與垃圾回收處理的人員既包括城市拾荒者、流動的個體戶，也包括集體、公司，如果把這些分散的數字都集中起來看，“環衛部門回收的垃圾，成分中可利用的部分其實已經很低了。”

假如讓中國的拾荒者走進歐洲、美國、日本那些公認分類工作做得很好國家的垃圾處理處置設施，看到那些經過所謂嚴格分類后仍然花花綠綠的垃圾，估計他們都會象看到“寶藏”一樣興奮，因為相比中國處理處置設施的那些黑乎乎的垃圾，他們那里的可回收利用物品簡直太多了。“西方國家的老百姓是在為環境而分類垃圾，中國的拾荒者是在為生存而分揀垃圾”。

市場化道路需要打通

由政府主導垃圾分類工作的局面亟待改變。在張益看來，目前垃圾分類工作難以推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對于城市拾荒者或者零散的垃圾回收個體戶而言，進行垃圾回收幾乎不需要成本，相比之下，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生產，成本大約是前者的十倍，而產出卻遠遠達不到相應的倍數。再生資源生產成本較高、規模上不去、市場需求不大等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垃圾分類工作的進展。

垃圾分類要真正走上市場化道路并不容易。把上百萬撿垃圾大軍拒之門外，顯然并不現實。一方面，這些人有他們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且事實上，他們也的確為垃圾分類是做出了貢獻，沒有給城市造成很大的負擔。另一方面，與流動的個體回收戶相比，成規模的企業也缺乏較好的服務模式，很多家庭最終會選擇把“可回收”的垃圾交給上門回收的個體戶。要實現全面的分類搜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置，還需要更長的時間。

分類處理才能讓垃圾分類有效落地

垃圾分類工作要探索的一個重要問題：把經過層層分揀后剩余的、沒有利用價值的垃圾進行處理。“要想實現、做好垃圾分類，還必須建立一個‘從垃圾的源頭到處理’的透明、完整系統。”有人提出，垃圾分類的實現離不開相關部門的引導機制和保障制度，離不開推動后期回收系統的跟進。

有專業人士建議，參與垃圾分類的企業不僅要嚴格執行規范，還應新建生活垃圾分類轉運中心項目，根據餐廚垃圾、可燃垃圾、濕垃圾等不同的類別，設置不同的運輸裝置，進行不同的處理。

垃圾分類的目的就是“分類處理，物盡其用”，而分類標準決定著分類處理方式方法。廣州垃圾分類采用“可回收物、餐廚垃圾、有害物、其他垃圾”四分標準，這意味著廣州要配套發展可回收物和餐廚垃圾的物質利用產業，尤其要優先發展可回收物的物質利用產業。垃圾分類的可回收物是低值可回收物，其回收利用只有微利甚至虧本而又長期得不到財政扶持，不能吸引投資，即使現有工業產能也不愿涉足，致使分類垃圾得不到分類處理。

馬先生如何推進臺灣垃圾分類發展？

1997年，臺北市開始實施“垃圾不落地”及“三合一資源回收計劃”，規定市民必須將垃圾直接交給垃圾車收運，采取定時、定點、定線清運垃圾的方式，方便市民將“垃圾分類”、“資源回收”與“垃圾清運”一次完成。

1998年，馬英九當選臺北市長后就把垃圾分類作為施政的一項重要工作推動。實現垃圾分類是臺北市政府的一項重要施政計劃。

萬事開頭難。在開始實施垃圾分類定時回收時，全臺北7萬多公務員花了兩三個月時間，每天輪流上門，督導社區和市民進行垃圾分類。臺北市環保局長說，他在剛剛推行垃圾分類的時候，曾多次被市民砸雞蛋。雖然政策的推行并非一帆風順，可政府卻始終持續執行。

馬英九經常隨身攜帶垃圾袋到社區做解釋和動員工作，曾經穿著圍裙上電視宣傳垃圾分類，甚至在道喜的婚宴上拿出垃圾袋請新人回答垃圾分類的相關問題。

馬英九正在分垃圾圖片來源：環球時報，2000年7月11日，第五版

2000年7月1日，臺北市開始全面實施垃圾費隨袋征收。采用垃圾費隨袋征收，制造多少垃圾，就得購買多少垃圾袋來裝。一改過去臺北資源回收率僅為2.4%的情況，貫徹實行了“使用者付費、污染者付費”的環保原則，使垃圾分類和設法減少垃圾丟棄成為270萬臺北市民生活習慣的一部分。

市民可到指定地點如便利店等購買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指定的垃圾袋，價格為每升5毛新臺幣。市政垃圾車只收取使用該專用垃圾袋的垃圾，分類垃圾則免費收取。

對于沒有依照規定進行垃圾分類的人，臺北市政府絕不手軟，會開出1200-6000元新臺幣（約合人民幣240-1200元）罰單，檢舉獎金則為罰款的20％；偽造專用垃圾袋除可罰款新臺幣1000萬元外，還可處2-7年徒刑；販賣偽造垃圾袋除可罰款新臺幣3萬-10萬元外，可處1-7年徒刑；檢舉偽袋制造的民眾最高獎金為新臺幣50萬元。

這個政策的妙處在于，把環保行為與經濟激勵緊密結合起來。家庭主婦和阿公阿婆們每天稍花點時間就做到了，而且效果更好。例如，廚余垃圾時間放長了會變味，家庭主婦們會用廚余做花肥，既養花怡情，又能處理垃圾。

馬英九2001年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講了一個故事，他說：“有一位80歲的老先生告訴我，以前他一個月要花100多塊錢的垃圾費，現在80多塊就夠了。因為有許多垃圾回收了。老先生為此很高興，我們聽了更覺得高興。因為當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的時候，整個社會的浪費就減少了，財富也增加了。”

“垃圾分類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了，我如果上班或者出差，一定會將扔垃圾的因素考慮進去。比如晚上7點收垃圾，那我就不會安排這個時間跟人約會。”臺北世新大學的老師、教育電臺主播董珍鑾說，她住在臺北市北投區。董老師認為，臺北的垃圾分類已深入人心，還改變了市民的生活習慣，“買專用垃圾袋要花錢，處理垃圾麻煩，作為一個家庭主婦，買菜做菜時一定會計算好量，以免浪費、制造更多垃圾”。

臺北市政府環保局第五科（負責垃圾分類）科長崔浩志是臺北垃圾強制分類的見證者，她記得時任臺北市長馬英九帶著市政府工作人員上門推動“垃圾不落地”政策的艱辛，“現在終于有了回報”。

（本文根據《垃圾分類從“成長期”到“成熟期”路有多長？》、《分類推廣遇難題 垃圾分類路在何方？》改寫，同時融合環球時報、炎黃世界、都市快報、中國城市網相關報道整理而成。）

編輯：任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