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 2016-01-27 09:25
來源： 中國水網
作者： 薛濤
1月26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召開，指出，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報道文章《鄭永年：中國已進入一個知識短缺的時代》中，鄭永年表示，高層為了推進結構性經濟改革，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政策導向概念。不過，學術界和政策研究界一哄而上，什么東西都往里面放，供給側改革一方面成了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雜貨鋪”.....
E20環境平臺高級合伙人薛濤看過此文后，感慨頗深，“對于供給側改革我的感覺是，也許上頭類似劉鶴這樣的大拿是真有思想內涵，但在中國特色的政策傳導中正被無數有意或無意、無知或無良地異化中（趙家人無處不在）。”他也擔憂，醫療市場化是失敗的代表作，而PPP如果不深刻分析內在規律，抓住特許經營的被監管本質和購買服務的合同執行屬性予以區分，并根據不同領域規律輔以針對性政策和制度流程，那么，也許泛化和異化的PPP將又是一場掠奪中產的洪水猛獸。
中國市政工程華北設計研究總院總工程師鄭興燦則感嘆，冬天已經來臨，抱團取暖不一定能度過漫長的寒冬……PPP是政府要取暖，并購是企業要相互取暖，低價是為了有點冬儲好自行取暖，可這個冬天確實缺油少柴……天災還是人禍，各自感受……
醫療市場化是失敗的代表作，而PPP如果不深刻分析內在規律，抓住特許經營的被監管本質和購買服務的合同執行屬性予以區分，并根據不同領域規律輔以針對性政策和制度流程，那么，也許泛化和異化的PPP將又是一場掠奪中產的洪水猛獸。
“遺憾的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則很輕松地把這些社會領域完全經濟化和市場化了。社會領域的過度市場化是今天無窮社會問題的根源，也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缺乏動力的根源。沒有一整套有效的社會政策，中產階級沒有制度基礎，消費社會建設乏力。假如當時有足夠的知識供應，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至少房地產的產能過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對于供給側改革我的感覺是，也許上頭類似劉鶴這樣的大拿是真有思想內涵，但在中國特色的政策傳導中正被無數有意或無意、無知或無良地異化中（趙家人無處不在）。君不見，大上海都能出現上帝投資秒殺天使投資的壯舉（對vc虧損補貼），可見本是減少供給側強輸血干預的改革，竟會南轅北轍。
——E20環境平臺高級合伙人薛濤
附：鄭永年：中國已進入一個知識短缺的時代
新加坡聯合早報1月26日文章：中國的知識短缺時代 有刪減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各種跡象表明，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知識短缺的時代。近來，高層為了推進結構性經濟改革，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政策導向概念，即通過改革供給體系來滿足需求結構的變化。高層的意圖很明確，改革邊界也很有限，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
不過，學術界和政策研究界一哄而上，什么東西都往里面放，供給側改革一方面成了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雜貨鋪”，另一方面則幾乎被視為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萬能良藥了。不同意識形態傾向的人做不同的解讀，一些人把西方所謂的供給學派拿過來作為理論基礎;另一些人則干脆把新自由主義重新包裝;強調政府作用的則想調和市場和政府的作用。人們沒能把各種作為理論或者學派的供應學派，和作為經濟實踐的供給方改革區分開來。
在1980年代，供給學派對美國里根總統和英國撒切爾首相的經濟政策產生很大影響。但是，英美的經濟實踐只是取了供給學派那些和實踐相關并且在實踐中可行的想法，主要是私有化、減稅、減小政府規模等。即使如此，在實踐中也屢屢修正。例如私有化在社會領域(主要是醫療和教育)，就遇到了社會上巨大的阻力而沒有實行下去。這不僅表明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巨大差異，也表明改革設計和實際所能操作之間的巨大差異。在中國，除了拼命炒作概念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在中國的環境中，供給側改革到底是什么。
這只能說明中國有效知識的供給不足。在過去的30多年里，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但是，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政策研究界，都沒有能力解釋中國經驗。長期以來，中國所具有的只是從西方進口的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又沒有通過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而得到發展。在不存在中國經濟學的情況下，何能解釋中國的經濟實踐呢？各種從西方進口的經濟學更解釋不了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拿它們來解決中國問題往往導致問題的惡化。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幫助人們解釋事實，明了其發展方向，解決事物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盡管經濟學有其本身的理論優美之處，在實踐層面，經濟學的使命就是診斷實際經濟所存在的問題，并找到解決方法。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早已經進入知識短缺時代。
中國經濟知識的短缺局面已久，并且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例如，中國經濟學家濫用西方概念(包括并不了解西方經濟學)，從來就沒有把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區分開來。今天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就是當時知識短缺所造成的。
1990年代末在國企改革過程中，醫療產業化，醫院成為中國的暴富產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為了應付危機，政策研究界就提出通過教育產業化的方式來拯救經濟，結果導致了教育的大擴張和產業化，影響至今。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政策界又提出房地產的產業化，通過對房地產的大規模投資來對付金融危機。沒有經濟學界指出這樣做的危險性，因為無論是醫療、教育和房地產并非一般的經濟領域，而是社會領域。盡管這些領域的確可以引入市場機制，但社會領域和經濟領域的市場機制是不同概念。西方在這些方面也有嚴重的經驗教訓，通過持續的和暴力的社會運動，才促成了資本在這些領域的角色減退和政府作用的強化。
編輯： 李曉佳
目前在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攻讀博士學位，此前分別在武漢大學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獲得理學學士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現任E20環境平臺執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執行院長，北京易二零環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湖南大學兼職教授，華北水利水電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碩士生校外導師，天津大學特聘講師，并兼任北京大學環境學院E20聯合研究院副院長，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PPP雙庫的定向邀請專家，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注冊專家(基礎設施與PPP方向)、國家綠色發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庫專家、巴塞爾公約亞太區域中心化學品和廢物環境管理智庫專家、中國環保產業研究院特聘專家、中國環保產業協會環保產業政策與集聚區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垃圾焚燒專家委員會委員。住建部指導《城鄉建設》雜志編委、《環境衛生工程》雜志編委、財政部指導《政府采購與PPP評論》雜志編委，并擔任上海城投、中建環能等上市公司獨立董事。
在PPP專業領域，薛濤現任清華PPP研究中心投融資專業委員會專家委員、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PPP專委會秘書長、中國PPP咨詢機構論壇第一屆理事會副秘書長、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PPP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國合中心PPP專家庫成員、中國青年創業導師、中央財經大學政信研究院智庫成員、中國城投網特聘專家等。
20世紀90年代初期，薛濤在中國通用技術集團負責世界銀行在中國的市政環境基礎設施項目管理，其后在該領域積累了十二年的環境領域PPP咨詢及五年市場戰略咨詢經驗，曾為美國通用電氣等多家國內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詢服務，對環境領域的投融資、產業發展和市場競合格局有著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華大學環保產業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力于環境產業與政策研究、PPP以及企業市場戰略指導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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